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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尚不知道梁发与洪秀全有无见面，但在梁发家乡的一些口头传说中，说洪秀全起义前曾到过西梁村专访梁发，两人在村后山坡上的榕树林里坐而论道，相谈甚欢。这种颇有画面感的传说很像精神导师与革命家之间的亲密交流，因为颇富戏剧感，我不认为这是真的，仅仅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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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察世俗》，梁发一生编辑过的中文期刊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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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3月12日，梁发死于广州。一百多年来，他一直背着“洋奴”“汉奸”的骂名，直到近年，梁发才像出土文物一样被重新发现，人们在故纸堆里发掘他的光辉事迹，认定这个名声狼藉的“洋奴”其实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甚至企图阻止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前，他对马儒翰（马礼逊的儿子）说，一旦中英交火，国人仇视，今后我的同胞没人信耶稣，宣教工作就会增加困难。中英矛盾非梁发的微力所能消弭，甚至马儒翰也不能起决定作用，但梁发的徒劳可以看出他可贵的爱国心。梁发的儿子梁进德曾担任过林则徐的翻译，为钦差大人翻译了不少西方书籍和报纸。林则徐的历史地位后来节节攀升，达到了“民族英雄”的顶点，而翻译梁进德则和他父亲一样被国人目为“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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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死的那一年，传教士已经大批来华，他们办的各类中英文报刊已有十多种，而中国只有一份官方出版的《京报》。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以民族品牌为号召的报人王韬那时正受雇于上海墨海书馆，靠润饰翻译文章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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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走过的路，王韬正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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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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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向中国读者口味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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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200年前的眼光看，《察世俗》也是书刊中的“四不像”。外表看是线装本，很像中国的古籍，内容却是在宣传基督教，没有栏目划分，亦无新闻专栏，并不完全具备近代报纸的形式。有论者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国人对近代报刊的认识”11，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察世俗》的编者没有一个以办刊物为职志，它不过是一个急于传教的权宜产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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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文学作品总是由作者和读者共谋完成的一样，一份刊物在影响读者的同时，某些方面也由读者的口味塑造而成。《察世俗》身上某些特征已经显示出向中国读者口味靠拢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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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线装书式的外表不用说了，署名则是“博爱者纂”，封面上还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利用中国典籍中的语录诱导读者，可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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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内容而言，主办者“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但传教士“急”，中国读者并不急，他们从没有打算要接受基督教，中国人的信仰多元而分散，对基督教这种一元宗教观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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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鬼神，中国人的态度要么是“存而不论”（孔子），要么是“万物有灵”，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各路神仙各有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条块分割复杂万端，这与西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上帝”的一元神观念格格不入。中国的神仙信仰总是充满人间的烟火气息，天上的各路神仙与地上的各级官僚一样，儒家的等级秩序渗透其中，天庭仙班不过是人间世界的幸福天堂版。尤其让西方人不可思议的是，等级较低的神仙对于人间级别更高的官僚同样要起敬起畏，儒家等级秩序贯通天地，神仙和凡人都不能穿越。西方人恐怕听不懂这样的故事：一个宰相退休回乡，路遇土地神，他的随从仆役纷纷拜倒，只有他视而不见，当下属提醒他应该拜神，他则说，只怕它受不了我的一拜。众人不信，于是他躬身拜倒，神奇的一幕出现了，石头雕刻的土地神扑通倒地，断为两截。众人挢舌不下，这位退休宰相以“探索发现”的腔调说：宰相是国家一级公务员，土地神不过是一名不入品级的村支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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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上帝这个外来户一踏上中土，就声称他是宇宙中的唯一真神，别的神仙偶像统统是假货，这根本不是“打假”而是“篡位”，中国人的表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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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之间的深厚隔膜，不可能靠几本杂志几篇传教文章就能消除，强行灌输也不是明智之举，文明的冲突需要“润物细无声”地缓慢浸润才能消除。非等闲之辈的来华传教士们找到了一条将“基督教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方式，借儒家伦理道德来阐发教义，让传教文章裹上“孔子牌”糖衣。他们的文章在大谈仁爱和忠孝节义之余，总不忘说这些伦理主张完全是神的安排。但这样的文章效果不甚如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书商们拒绝销售传教士的杂志和书籍，一则害怕被指为汉奸，二则这些书根本没人要，犯不着吃力不讨好。很长时间，传教士的书只能靠教友散发。那些书籍的命运通常只有两种，一种是被中国妇女纳了鞋底，另一种是和其他废弃的字纸被收集在一起，在庙宇里集中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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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没有费多少周折，传教士们就发现中国读者最欢迎的内容是科技知识。《察世俗》第一卷第二期上就刊登了《月食》的新闻，结果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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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于酉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气晴明，呷地（指马六甲，作者注）诸人俱可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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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家们津津乐道于这是中文报纸上出现的第一条科技新闻，而未发掘出它所蕴含的观念革命的意义。要知道，帝国的天文知识向来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皇帝是上天派往人间的代理人，所以他又叫“天子”，是万民连接上天的唯一纽带，天上的消息只能通过他的口宣谕万民。传教士没有这种禁忌意识，也只有远在马六甲，他们发布月食消息才是安全的，但它在中国读者中间引起的涟漪可想而知——原来天上的事务并不完全掌握在皇帝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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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33年，传教士们还只能在中国大陆的周边徘徊，郭士立是第一个“登门入室”的传教士，他在广州办起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郭士立本是德国传教士，到爪哇之后，他转会了，由尼德兰传教会转而效力伦敦教会。后来的史家说传教士是文化侵略的先锋，是来华间谍，这样的判语放在所有来华传教士身上也许并不适合，但放在郭士立身上，刚刚好。他曾经连续三次对中国沿海各地进行考察，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这些情报几年后为英军所用，为英军的胜利立下大功。为了便于传教和间谍活动，郭士立十分注意伪装，他用中国式的名字，穿中式衣服，讲汉语，还认了一位郭姓华侨为干爹，声称自己是“归化华人”，虽然金发碧眼，但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尽管天朝的传教禁令依然有效，但郭士立的面貌相当迷惑人，不走近了看，根本看不出是洋人，再加上来天朝久了，天朝的潜规则他亦能熟练掌握，通过银子说话，广州的地方官就睁一眼闭一眼，默许他在广州出版《东西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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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洋考》可以视为《察世俗》的续编，封面印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署名“爱汉者纂”，俨然照搬了《察世俗》的做法。但在天朝的眼皮底下，像《察世俗》那样直白的传教是危险的，那种浓烈的宗教口味必须有所收敛。另起炉灶的郭士立吸取经验，调整目标，他说：“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12基于此，《东西洋考》重在介绍西方文明知识。郭士立第一个用中文介绍了英国的议会（他将议会翻译为“公会”），对英美民主政治中的“两房”（即两院）和“国会”大加推重。这些都是报刊政论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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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立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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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被称为“郭士立的杂志”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报刊，据学者考证，魏源、梁廷枏和徐继畲这批当时先进的中国学者都读过这份刊物，进而眼界大开，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多处引用。这几个人当中，魏源所受的影响最为显著，他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引用《东西洋考》凡13期，计24篇，多为与世界地理有关的文章。《东西洋考》俨然成为魏源著作的主要参考文献。13然而这些著作的影响力要到多年以后才能逐渐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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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才是新闻的王道”，传教士不必深通新闻原理，也能感受到那些客观的知识才是硬通货。渐渐地，刊物上的天文地理知识由点缀上升为主流，上帝在他们的刊物中只是留下一个长长的背影而已。西学成为吸引中国读者的一张王牌，到吉德创办《天下新闻》时14，则完全没有了上帝的影子，刊物与上帝的唯一关系就在于主办者是上帝的信徒，传教的意旨隐而不彰，中国读者能不能体会出来只有上帝知道，也许他们会恍然悟到，这些知识源于基督教国家，只有基督徒才能发展出这样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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