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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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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墨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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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一无所获之后，曾对天朝作出这样的预言：“只要几艘三桅战舰，中国就会分崩离析”，“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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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沿途所见的乾隆盛世，其实是一个饥饿的盛世、僵化的盛世，一个只满足于填饱肠胃而不允许有思想的盛世，这个盛世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四十多年之后，他的预言不幸变为现实，就连守卫虎门的两个要塞在鸦片战争中将被“六门舷侧炮”摧毁这样极富细节的预言都精准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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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大清国国门裂开了缝隙，两个世界的碰撞真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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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炮舰的护卫之下，传教士们终于可以合法地上岸传教了。当清廷被迫宣布重开教禁时，传教士踌躇满志地说：“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已沉默至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17他们兴高采烈地在各地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消化战争带来的胜利果实，作为传教权宜之计的办报活动反而因为太忙而顾不上，但他们很快发现，炮舰能轰开中国的国门，但轰不开中国人的心灵，他们兴致勃勃地拉人布道，但在中国人听来全是不入耳的噪音。他们想起了已经做过的另一手——办报刊，其效率远远高于街头布道。“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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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秋天，一个叫巴富尔的英国军官受命来到上海，“当我们沿扬子江下驶访问上海时，我的上司璞鼎查爵士指示我，要我到上海各处视察一番，并为设置居留地这个目的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纪录片《外滩》如此评价巴富尔的上海之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推断，巴富尔踏上上海的土地，内心是欣喜而热烈的，但在这片土地上却没有人意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开始，它将改变上海，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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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秋，巴富尔再次来到上海，就任大英帝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接待他们的上海道台很客气地用轿子把他们抬到城里，但始终拒绝为他们找空闲的房屋。眼看他们只有搭帐篷居住，这时一位姓姚的中国商人主动站出来表示愿意租给他们房屋，52个房间，每年租金400元，巴富尔一口答应。领事馆的四个人终于有地方开始办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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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房子在贝尔福（即巴富尔，作者注）等住进去之后竟成为全城民众所瞩目的地方，最初的几天，竟有大批的居民，男女老幼都有，川流不息地走进这所房子来参观。而且都是非常之富于好奇心，对于洋鬼子的吃、喝、剃须、洗手、阅书、睡觉都要仔仔细细的观察。贝尔福实在耐受不住了，只得叫姚君把大门关闭起来，拒绝参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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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起门来也没能阻止围观，有的人甚至爬到树上面，或者从别的房子里面向这里看，甚至还有人卖票——谁说中国人没有商业头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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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巴富尔发出告示，驻沪领事馆正式设立，并宣布三天后上海开埠。从此，上海就像挂在帝国体外的另一颗心脏，澎湃而富有活力，远在北京的帝国心脏则逐渐暗淡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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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巴富尔担任的翻译官名叫麦华陀。麦华陀1839年随父亲来到中国，他的父亲正是本节的主人公——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斯，自号“墨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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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都斯与中国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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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传教士麦都斯来到上海。20日后，他在上海县城东门找到了合适的房屋住下，一年房租250元。麦都斯住在二楼，一楼放着印刷机器。新开的印刷所起名“墨海书馆”，因为中国有“墨海金壶”的说法，“墨海”又是大砚、墨盆的意思，作为出版机构的名称再合适不过。同时，墨海与他的名字“Medhurst”有谐音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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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都斯于1796年出生于伦敦。14岁时，当学徒学习印刷技术，开始与印刷业结下毕生缘分。当他成为伦敦自立教会的会员时，远在马六甲的米怜正在招募一个懂得印刷的助手，麦都斯提出了申请并得到批准。几年后他和新婚妻子一道来到马六甲，曾担任过《察世俗》的编辑，在米怜罹患肺病去世后，他继承遗志，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1838年10月，他继郭士立之后，在广州创办中文月刊《各国消息》，内容以新闻为主，报道各国及广州消息，开辟有商情专页。这份月刊只出数期就因林则徐禁烟、中英交恶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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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大陆传教是麦都斯多年的心愿，鸦片战争助他完成了夙愿。他在上海待了13年，这座城市深深烙上了他的个人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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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城的北门附近，本是一片苍茫荒野，是芦苇、野鸟的天堂。洋人却看中了这片大洋与长江口交接的风水宝地，纷纷在此安营扎寨。上海近代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建设”就在这片荒野草泽里开始了。麦都斯与几位传教士一起也划了一片土地建起了教堂、书馆、书院和医院，这一区域后来被沿称为“麦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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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海书馆以印行西学书籍远近闻名，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上海市面上所能见到的所有的西书几乎全被它包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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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缘的方便，上海人得以最早看到大批涌进的西方的“奇技淫巧”，而对于中国的士子来说，最吸引他们的奇特风景还是墨海书馆的印书机器。尽管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但让这项技术大放异彩并从中受益的却是西方，正如晚清外交官陈季同所说：“许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发明，都不是产生在那些从中受益的国家。”20当中国还在用木版印书的时候，麦都斯引进了铅活字，用机器印书，因为没有蒸汽机作为动力，中国的耕牛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印书速度之快，超出中国人的想象力。郭嵩焘在1856年参观了墨海书馆，在日记里用简洁的笔墨记录了牛车工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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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书用牛车，范钟为轮，大小八九事。书板置车箱平处，而出入以机推动之。其车前外方小轮，则机之所从发也，以皮条套之。而屋后一柱转于旁设机架。牛拽之以行，则皮条自转，小轮随之以动，以激转大轮。纸片随轮递转，则全板刷印无遗矣。皮条从墙隙中拽出，安车处不见牛也。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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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头用于印书的耕牛，一位文人在参观后，特地写了一首竹枝词大加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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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不解，不耕禾陇种书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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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印书的速度固然让中国士子目瞪口呆，然而，翻开书页一看，却不能不大摇其头。传教士们虽然都懂得中文，口语水平甚至不低于中国人，但中国的口语和文字毕竟是两张皮，翻译出来的文章免不了“拘文牵义”、“词义不甚可晓”。当他们品评中国文化时，难免要闹出笑话，明明是贾宝玉，他们能把他看成赵姨娘。郭士立曾写文章评《红楼梦》，把贾宝玉说成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并说这部小说全是些“琐屑无聊之谈”，“毫无趣味”。23在中国读者眼里，这样生拉硬扯的文章写来写去其实只有一句话：“我没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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