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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缘的方便，上海人得以最早看到大批涌进的西方的“奇技淫巧”，而对于中国的士子来说，最吸引他们的奇特风景还是墨海书馆的印书机器。尽管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但让这项技术大放异彩并从中受益的却是西方，正如晚清外交官陈季同所说：“许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发明，都不是产生在那些从中受益的国家。”20当中国还在用木版印书的时候，麦都斯引进了铅活字，用机器印书，因为没有蒸汽机作为动力，中国的耕牛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印书速度之快，超出中国人的想象力。郭嵩焘在1856年参观了墨海书馆，在日记里用简洁的笔墨记录了牛车工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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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书用牛车，范钟为轮，大小八九事。书板置车箱平处，而出入以机推动之。其车前外方小轮，则机之所从发也，以皮条套之。而屋后一柱转于旁设机架。牛拽之以行，则皮条自转，小轮随之以动，以激转大轮。纸片随轮递转，则全板刷印无遗矣。皮条从墙隙中拽出，安车处不见牛也。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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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头用于印书的耕牛，一位文人在参观后，特地写了一首竹枝词大加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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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不解，不耕禾陇种书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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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印书的速度固然让中国士子目瞪口呆，然而，翻开书页一看，却不能不大摇其头。传教士们虽然都懂得中文，口语水平甚至不低于中国人，但中国的口语和文字毕竟是两张皮，翻译出来的文章免不了“拘文牵义”、“词义不甚可晓”。当他们品评中国文化时，难免要闹出笑话，明明是贾宝玉，他们能把他看成赵姨娘。郭士立曾写文章评《红楼梦》，把贾宝玉说成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并说这部小说全是些“琐屑无聊之谈”，“毫无趣味”。23在中国读者眼里，这样生拉硬扯的文章写来写去其实只有一句话：“我没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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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不通，让人难以卒读，但是，问题的根子还不在这里，在中国读书人眼里，这些书是“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文化内核不能兼容相通才是要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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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传播福音还是西学，第一步还是要把中文写得雅驯，否则书印得越快，浪费的纸张越多。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率的办法，莫过于请中国士子亲自料理文字，可中国读书人的脑子里“夷夏之辨”的弦绷得紧紧的，不亚于“男女大防”，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为洋人操持笔墨如同女子“失身”，是极不名誉的事情，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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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朝的体制不能保证每一个士子都能科场得意，科场是一个供大于求的市场，屡试不中的结果就是连累一家老小吃不饱饭。文化节操的高调总不能当饭吃，一个走投无路的江南才子终究在彷徨痛苦中走进了墨海书院，拿起毛锥去整饬那些在他眼里“即使仲尼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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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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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口岸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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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墨海书馆接受雇佣的江南才子名叫王韬（当时他还叫王瀚），一个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熠熠闪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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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开埠后的第五年，他自江苏甫里老家来上海城北探望父亲。父亲王昌桂在前一年来到上海设馆课徒，到了农历新年，滞留沪北无法回乡，王韬便前往上海与父亲团聚。这是他第一次踏足上海。上海经过短短几年的“大建设”，在这个初涉世面的年轻人眼里，美如电影《阿凡达》里的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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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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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一年来上海居住的外国人总共才159人，有24家外国商行和25家商店25，如此而已。但在这个21岁的年轻人眼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虽然没有资料说明王昌桂曾向儿子介绍过上海的西洋文明，但我们可以设想，墨海书馆里的牛车印书传为海上奇谈，父亲大约会在家信或闲谈中提及。多年以后，参观墨海书馆成为王韬第一次上海之行的记忆中最鲜活的一页，当时他访问了墨海书馆，也拜访了麦都斯。墨海书馆的环境和主人的招待方式都符合他的文人情趣，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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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目琳琅……坐甫定，即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劝，味甘色红，不啻公瑾醇醪也。又为鼓琴一曲，抗坠抑扬，咸中音节，虽曰异方之乐，殊令人之意也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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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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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牛车印书的奇景他也亲眼目睹了。麦都斯有没有在他参观的时候向他发出聘请之意现在不得而知，但这一次拜访给两人都留下了印象，为他们未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与麦都斯的炫技相比，王韬的心情更为复杂一些，他看到了西方世界的五光十色，也看到中国的生存危机，这种羡慕和忧愤交织的家国情怀，在他随后写下的感事诗中看得极为清晰：“千万漏卮何日塞，空谈国计急边储。”27从西方技术的先进，他看到了日益严峻的边防危机。他生的是丫鬟的命，操的却是主子的心，这就是中国士子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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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自己昨日鄙夷的那种人生模式，不久自己就一脚踏了上去，且永不回头。在他第一次沪上之行的前后，他的一位朋友因为家计艰难，不得不到上海为洋人打工糊口。风闻此事之后，激动的王韬立即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长信给这位朋友，我相信他在洋洋洒洒写这封长信的时候胸中一定充满圣贤极力推崇的浩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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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儒者立节，不必鸣高，君子持躬，务期绝俗，经权常变，惟所用焉，而独至处身则断不可不谨，顾诿为见几者未揆事理之全，设为观变者亦昧纲常之正，事苟关于众口，未始非士品之厄……昔非何必不今是，翩然辞去，鼓棹而西，弹长铗以归来，谢知音于海上。尚不失为佳士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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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义正词严地“鼓吹”道德情操的长信很快成为一记抽在王韬自己脸上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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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6月，因父亲病逝，长子王韬责无旁贷地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担，维持一家老少三代的生活开销。而那一年偏偏又是一个大涝之年，雨下得米价像潮水一样暴涨，填饱肚皮殊为不易，谁还会给孩子请个先生呢？无计可施的王韬只有外出赚钱谋生，祈求度过凶年。此时麦都斯恰巧需要中文助手，向他发出邀请，接到邀请的王韬应该会想起他写的那封言词铿锵的长信，那天晚上他应该睡不着觉，应该五味杂陈，辗转反侧，和空荡荡的肚皮相比，节操实在坚挺不起来，他体会到了被他痛批的那位朋友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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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他来到上海墨海书馆，开始他曾经深为鄙夷的新生活，为墨海书馆修饰润色译著。他是文人，曾自豪于自己的生花妙笔，但现在“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糊窗，直可投之溷厕”，他认为他每天处理的那些文字只配盖盖咸菜坛子或者作为厕纸，只能与烂咸菜和大粪为伍。那些理工口味极重的文字确实不符合传统文人的情趣和气质。如果把他参与编撰的书目列出来，势必是一串长长的书单。在传统读书人的知识谱系里，那些科技书籍都可以归入“方技”一类，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换言之，那些理性严整的科技书是王韬这样的文科生欣赏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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