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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期间，太平天国的动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大清帝国跳不出“王朝中期赋税暴增律”，经过200年的统治，清政府官僚机构叠床架屋，财政开支越来越大，各级官吏侵吞挥霍，赋税、徭役不断加重，当顺从和反抗的成本相抵时，各地民变就会此起彼伏。不期而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战争赔款、鸦片贸易造成的白银外流，税收的抽水机进一步加大马力，更大的变乱接踵而来。中国农民起义，宗教总是起到联络、动员和组织的作用，这一次，起义领袖穿上了基督教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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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造反者与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其他农民运动不同，它不仅向王朝统治者，而且向整个传统秩序挑战。就此而言，最好将他们称为革命者，而不是造反者。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旧约全书》、儒教乌托邦、性禁欲与原始共产主义的古怪熔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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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王韬都是这场战乱的旁观者和记录者。直到战争迫近上海，他才以上书的方式介入这场战争。他曾两次提交特别条陈，每条十款，其中不乏创意之处，如“领兵员弁须用外国武官，藉以钳制也”，清军后来组建洋枪队，明显从中受到启发。在第二次条陈中，最富新意的是他的游击战略，“诱贼深入而设计歼之也”，“侦贼出没之时而击其无备乘其疲乏也”32，如果历史真的给他机会，他会不会成为游击大师真的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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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陈中也不乏蛇蝎一样的毒计。他注意到，当太平军占领一个村庄时，如果村民供给钱物，便严禁抢掠烧杀。村民为了保护生命和可怜的家产，不得不解散团防，不再与太平军对抗。对他们来说，太平军与清军又有什么不同呢？捍卫名教的大义只有知识分子才懂。为防止平民滑向太平军，王韬建议民团首领装作普通村民向叛军献物，然后袭击叛军。这样，当村民真的献物时，叛军也会怀疑诈降而杀掉村民，村民也将丧失对叛军的信任而死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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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的这些妙计或毒计没有给他换来一官半职，仅仅收获一点微不足道的“润笔费”。他甚至旁敲侧击地“邀官”，但僵化的官僚体制和擢才方法如同围墙，墙里的人都想太平无事做“宅男”，即使是天下大乱，墙外的人也只能挠墙而不能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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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书之路行不通，他试图建立“实功”来获得当轴对他的承认，组织团练与太平军对垒，可惜草草拉起的队伍根本抵挡不住剽悍的太平军，不得不脚底抹油溜回上海。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一遇实战便逃之夭夭的做法引起了当地官员的非议和不满，王韬在上海也难以立足，决定回到家乡去进行一项新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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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冒险让他彻底冒犯了清廷，从此人生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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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廷的大门对王韬关闭的时候，太平天国的大门却向王韬打开了。在异质文明冲击下的上海待了十多年，王韬内心的道德准则处于一种混乱游移的状态，就像一个多角恋人，不知道究竟心属何处。他参加基督徒的礼拜，但他对教义的忠诚度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闪烁其词，讳莫如深，他到底是不是教徒成为后世学者挠头的难题。既然成为清廷大人物的梦想已经破灭，为什么不能转过身来尝试另一种可能呢？那个阵营所信奉的上帝他可能比他们更为熟悉，更何况那个阵营在惨烈的内讧之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他们攻破了清军设在南京郊外的江南大营，乘胜拿下了常州、苏州，逼近了上海。当听说从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成为太平军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时，到底向哪个方向忠诚，在王韬的心里成为一个相持不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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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名叫洪仁玕，是太平军领袖洪秀全的族弟。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的时候，他在广东，他试图加入起义队伍，但因遭到朝廷缉拿，不得不避难香港。在四处流亡期间，他学习了基督教教义并且受洗。两年后来到上海，希望与南京的太平军联络，但希望落空，只得暂时滞留等待时机。这期间，教徒洪仁玕与伦敦布道会来往密切，每日都跟随麦都斯读经一小时。此时的王韬正是麦都斯的华人助手，不可能不认识洪仁玕，他曾在日记里留下记录：“晚往洪客斋，期读《圣经》一章。”寥寥数字虽然没有透露他们交往的程度，但短短几年之后，找到组织的洪仁玕在太平军中的迅速崛起促成了他试探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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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3月至4月间，他陪同一批外国传教士到南京游历，结识了一些太平天国官员，传教士和太平军的多封来往信件都由他执笔拟就。当他回乡居住时，名为侦贼，实际上与太平天国的基层官员往还揖让，随后又结识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1862年2月2日，王韬再也按抑不住对新政权上策图功的冲动，化名“黄畹”向刘肇钧上书一封33，并请刘肇钧阅后转呈忠王李秀成以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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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中，王韬建议太平军停攻或缓攻上海，避免与上海的外国人发生直接冲突，让他们保持中立，太平军应全力对付清军，占领上海上游的城市和区域，控制上海周边的粮食供应基地，上海自会不战而降。王韬的这个战略构想以退为进，因为他认识到外国的军事力量令人生畏，轻易碰不得，尤其要防范他们与清军结成联盟。太平军如果急于进攻上海，无论成败，都会促成洋人站到清军一方而增加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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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历来为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家所重视，如果信中的战略部署得到实施，太平天国的命运或许能得到实质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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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封上书的最后读者不是李秀成而是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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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三月六日（1862年4月4日），清军、华尔洋枪队及部分英法军队会攻上海外围王家寺太平军营垒，刘部不支败退。清军攻占后在搜查中发现了这封题为“上逢天义刘大人禀”的书信。原来刘肇钧军务繁忙，根本没有把这封信递上去。这封信被上交到北京的总理衙门，呈递到李鸿章的手中，李阅后大惊，在致曾国藩的信中说：“新阳秀才上忠逆一书颇得贼与西人交接之情”34，处处击中清廷要害。上海当局很快查出黄畹就是王韬，别以为换个马甲就认不出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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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清廷降下谕旨：“逆党黄畹为贼策划，欲与洋人通好，与军务殊有关系。……至该逆所称派乱党与赴洋泾浜潜住，并勾结游民作内应，计殊凶狡，并着李鸿章、薛焕严密防范。黄畹是否见匿上海，或窜赴他处？着曾国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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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王韬返回上海，险遭逮捕，逃进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避难。这时上海领事正是前雇主麦都斯的儿子麦华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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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封上书，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对人发牢骚“老子要不是考试没考好，早就点了状元”，那些心存鄙夷的人后来送他绰号“长毛状元”，意在讽刺他为太平军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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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就是这样刻薄，当他忠于朝廷时，没人拿他当根葱，再绞尽脑汁为朝廷操心都没用；当他转向叛军，刚刚抛出一封“情书”，就被朝廷截获，成为罪证。他与朝廷的那点感情算是彻底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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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是钦犯，祖国只为他准备了三尺黄土，埋他。他的道路只有一条，“乘桴浮于海”，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却是一条辽阔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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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终见辽阔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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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的人生就像一根由撕裂到断裂的棍子，在墨海书馆漫长的13年是一个不断撕裂的过程，真正的断裂在1862年，向太平天国上书之后。纵观王韬的一生，他并不是一个革命者，那次上书只能被解释为一次投机之举，从他后来对此事的极力掩饰上看，他也认为那是不能再提的往事，而不是光荣的革命家史。然而此事对王韬后半生的影响深远，他迅速滑向现存秩序的精神造反者，成为中国走向改良之路的最早鼓吹者。王韬和他前半生所崇拜的古圣贤孔子一样，在处处碰壁之后走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只不过和孔子相比，他更像一个“丧家之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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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10月5日，英国怡和洋行“鲁纳”号邮轮缓缓驶离黄浦江，南下香港。乔装打扮的王韬此刻就在船上，他在英国领事馆里的一个封闭的房间躲藏135天之后，不得不远离故土，对父母之邦的依恋和对朝廷的怨恨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他在甲板上写下这样的诗句：“东去鲁连成蹈海，北来庾信已无家。从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饥寒阅岁华。”从此他将居留于西洋人统治的“化外之地”，开始他人生“二节棍”的下半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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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香港不久，他易名为“韬”，取萧统《陶靖节先生集序》“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句，他的十几个别号笔名都是围绕这一意蕴而来。王韬人生的奇特之处在于，为西人秉笔的最初13年，他把西方的“道”传输给中国，而当他逃离祖国之后，却开始了把中国的“道”传播给西方。人生的际遇真是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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