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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在英华书院的数年，帮助理雅各佐译中国儒家“四书五经”。这些中国经典对王韬来说驾轻就熟，大大提高了理雅各的译书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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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理雅各回英国省亲，动身之前邀请王韬赴英国继续他们的翻译事业。年底，他再次致函王韬赴英助译。此时的王韬孤身逃亡，了无牵挂。四海游历本是中国文人求学的方式之一，年轻时的王韬就好做“汗漫之游”，奇特的人生经历让他的思想已经不自觉地被牵引到西方，最初的抵触已经被好奇所取代，他也很想亲身前去一探究竟。接到信的王韬立即只身登程，前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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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此行横越南洋，途经非洲，过地中海，穿意大利、法国，渡英吉利海峡抵达伦敦，再乘火车到理雅各的家乡苏格兰乡村。一路上山川民俗、国势盛衰、兵力强弱都是他的观察对象，所见所闻所感随笔记录，后来这些文字被收录在《漫游随录》中刊行于世。“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前路之导，捷足之登，无论学士大夫无有至者，即文人胜流亦复绝迹。”37这次让王韬引为豪的游历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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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破冰之旅，对双方来说都充满了趣味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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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给王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新鲜事物让他眼花缭乱。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看一下他的《漫游随录》，即使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在这本小书里体会到一个中国人第一次体验火车、电梯这些今日司空见惯的事物时惊奇不已的心情。他曾到法庭和国会参观，对君主立宪制度下的政治运作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羡慕之心。王韬的游历与官方派出的使节不同，他是以一个中国民间学者的身份，没有官方身份的束缚，也不像他们那样走马观花作泛泛之游，这是一种“深度旅游”，两年多的时光足以让他自由地深入了解西方社会的表象和内在机理。他作为一个先驱者的重要性在其后二十几年的时光里日益明显，他随后成为中国想了解西方的朝野人士最想一晤的“欧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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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韬作为第一位深入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精英，西方人对他的重要性认识得更早。随着他助译的《中国经典》的出版，他在英国声名鹊起，他不断接到大学、教会和社会团体的演讲邀请，而他又是一个雄才好辩之人，素喜登坛开讲。他曾在理雅各的陪同下前往英国最高学府牛津大学，大谈中英关系和文化差异，一个东方人的特殊视角对这里的师生来说倍感新鲜。王韬在他的《漫游随录》里不无夸张地描述当时演讲的盛况：“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在爱丁堡大学，他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宣讲儒家文化，兴之所至，高声吟诵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虽然听不懂汉语，但听众还是能在抑扬顿挫间感受到中国古诗文的音韵之美。爱丁堡大学考试，请他前去观试并讲演以勉励学生，“翌日即以其事列入报章，……一时遍传都下”。新闻人物的光环让他心满意足，他找到了一种“重要人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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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在英国掀起的轰动，可以用“王旋风”来形容。当他行走在英国乡间时，像一个明星一样受到欢迎与围观，男男女女把路都堵住了，警察忙前忙后维持秩序，生怕惊扰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伦敦，一位照相师在王韬光临时，坚邀他摄影留念，王韬慨然允诺，“既成，悬之阁中”，实际上是照相馆用他的相片作为广告，而他免费得到12张相片。后来广为流传的王韬肖像，就是这位颇有商业头脑的照相师所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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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西方受到的欢迎让他惬意，以至于他发出了“吾道其西”的感叹。但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某些方面也让他受到不小的刺激。还是在苏格兰的某一天，他与华侨友人詹五行走街上。詹五西装革履，而体态臃肿的王韬则长袍马褂，脑后拖着长辫。围观的顽童被两人奇妙的服饰差异吸引住了，误认王韬为“载尼礼地”（即Chineselady，意为“中国太太”）、“詹五威孚耳”（即詹五wife，意为“詹五之妻子”）。在英国顽童眼里，王韬成了“伪娘”，在今天这是另类时尚，在王韬眼里这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王韬听后的恼火不问可知，他在文章中生闷气，“噫嘻！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忝此须眉，蒙以巾帼，谁实辨之？迷离扑朔，掷身沧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听此童言，讵非终身之谶语哉！”38一气之下，把辫子盘入帽中，多日不愿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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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件事对王韬的刺激更为深刻，对他回国之后的选择亦产生一定影响。彼时的英国人，读报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内容之一，报纸对社会舆论的重大影响王韬有切身体会。一次，爱丁堡的一家报纸煞有介事地报道“曾国藩与某当轴书”，内有“一论轮车铁路之断不能开；二论西人不能擅入内地；三论西商购买丝茶不能自入内地成交；四论西人船舶不能在内河行驶；五论西国驻京公使面圣须俟今上圣龄二十岁之外。……西人如有不从，则必出于战”39。这些不识时务的言论与王韬印象中的曾国藩格格不入，他认定这是别有用心的假新闻，旨在煽动反华情绪。于是，他对民众分析说，这样的言论与事理不符，是不实之语，应该置之勿论。当他后来向朝廷提议，在西方创办报纸，为中国利益代言，这件不愉快的往事是他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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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在英国居留了两年四个月之后，与理雅各重返香港。“沧海归来的他，已经由一个风流自赏的唐伯虎，变成了忧国伤时的魏默深。”40他的思想已进入辽阔之地，在黯淡的中国历史穹幕中开始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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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造血者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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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即权力”，福柯的高论在王韬身上印证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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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韬从欧洲回到香港，知识带来的被人尊重的感觉一下子被生活的黯淡取代了。初回香港，王韬就处于一种半失业状态，随着理雅各不久又返回欧洲，王韬彻底失去了生活来源。他曾打算加入热心洋务的曾国藩的幕僚队伍混碗饭吃，不想曾国藩在他回香港后不久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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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41岁的王韬人生复杂混乱，在外人看来茫无头绪，在他自己看来却是理所当然。企图转型的王韬迅速回到了他原来的路径，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文章和编辑报纸上，此后，终其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过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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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前后，他担任了香港《华字日报》的主笔。刚出世的《申报》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王韬与《华字日报》：“其主笔为黄平甫及王君紫诠（注：王韬字紫诠），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巧合的是他的女婿钱昕伯在《申报》创刊时即被派往香港考察学习报业，《华字日报》可能就是考察学习的对象之一。办报应该是翁婿之间的交流的主要话题。创刊不久的《申报》获得的巨大影响对王韬来说当是一个不小的正面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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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只有600份的《申报》一面世就给读者一种新颖别致的感觉，以往的教会报刊就像教堂一样呆板凝重，《申报》则充满了人间活气，其中，被置于头版头条的言论版块是其一大突破，塑造了中文报纸将言论放在头版头条的传统，影响深远。《申报》发行四个月后，赞誉纷至沓来，一位署名“滇南香海词人”的读者，用文绉绉的骈体文写来一封信，对该报倍加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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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馆握江淹之彩笔，携李贺之锦囊。论事则琴座生风，擒词则银毫浣露。鸡林贾客愿易名篇，凤诏诗仙争钞杰句。固已播誉风流之窟，蜚声翰墨之场矣。……真是才人吐属，无非菩萨心肠。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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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锦绣灿烂的书信绕来绕去说的无非是这样一句大白话：“贵报办得好，我们很喜欢。”当然这么说太没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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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的成功给早已涉身报业的王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1874年2月4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循环日报》在香港出版了。富有商业头脑的王韬以民族品牌为卖点，宣示报馆资本和一应事务全由华人操办，这在民族主义逐渐被唤起的年代是很有号召力的。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摆脱西人束缚、独立发表见解的前提。他说，自中西通商后，香港、上海相继仿行报纸，主笔虽然聘用华人，但措辞命意，难免要听命于洋人馆主，要矫正其中弊端，莫过于华人自己创办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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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爱国，尽管这个国家在当时并不爱他，而在于他以自己的坚韧、在终身落魄潦倒的困境中塑造了中国报业的最初形式。作为《循环日报》的灵魂人物，王韬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以政论为报纸主打。在当时报纸纷纷以赚钱为目的、很少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的整体状态下，王韬的报纸是一个异端。而尤其让后人动容的是，每日报纸上不止一篇的政论大多出自王韬手笔。有学者统计，《循环日报》从1874年5月12日到1875年12月10日，570多天里就发表了政论文章约890篇，这些政论中的绝大多数都出自王韬笔下。为了撰写这些政论，可想而知，王韬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笔墨操劳上了。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成为日后改革派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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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从器物层面的改革到制度变革是一次了不起的思想革命，一般而言，这次转变归因于甲午战败导致洋务运动崩盘的刺激。但在王韬这里，则没有甲午战败这一刺激因素，变革的需要来自他对西方的亲身游历和持续思考。王韬终身信奉儒家之道，而在儒家的资源里如何找到变革的正当性呢？王韬的假设极为大胆，他说：“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42从孔子那里找寻改革的原动力，这也是康有为在二十多年后托古改制的路数，从这方面说他是康有为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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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建华考证，1890年王韬著《重订法国志略》时，因受日本人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的影响，首次用了“法国革命”一词，开创了中文世界用“革命”指涉revolution的先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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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用短短几句话来概括王韬的变法改良思想必然是空洞的，因为他在社会、经济、教育和政治各个方面都有不同时流的见解，虽然他的论述还有模糊粗疏之处。从他的政论里可以看出在19世纪70年代，当器物层面的变革依然阻力重重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制度变革的层面，他的观点影响了其后二十余年间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主要人物，思想家引导政治家的模式在他身后得到了典型的印证，而这一切他不可能亲眼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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