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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造血者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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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即权力”，福柯的高论在王韬身上印证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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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韬从欧洲回到香港，知识带来的被人尊重的感觉一下子被生活的黯淡取代了。初回香港，王韬就处于一种半失业状态，随着理雅各不久又返回欧洲，王韬彻底失去了生活来源。他曾打算加入热心洋务的曾国藩的幕僚队伍混碗饭吃，不想曾国藩在他回香港后不久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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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41岁的王韬人生复杂混乱，在外人看来茫无头绪，在他自己看来却是理所当然。企图转型的王韬迅速回到了他原来的路径，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文章和编辑报纸上，此后，终其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过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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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前后，他担任了香港《华字日报》的主笔。刚出世的《申报》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王韬与《华字日报》：“其主笔为黄平甫及王君紫诠（注：王韬字紫诠），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巧合的是他的女婿钱昕伯在《申报》创刊时即被派往香港考察学习报业，《华字日报》可能就是考察学习的对象之一。办报应该是翁婿之间的交流的主要话题。创刊不久的《申报》获得的巨大影响对王韬来说当是一个不小的正面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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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只有600份的《申报》一面世就给读者一种新颖别致的感觉，以往的教会报刊就像教堂一样呆板凝重，《申报》则充满了人间活气，其中，被置于头版头条的言论版块是其一大突破，塑造了中文报纸将言论放在头版头条的传统，影响深远。《申报》发行四个月后，赞誉纷至沓来，一位署名“滇南香海词人”的读者，用文绉绉的骈体文写来一封信，对该报倍加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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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馆握江淹之彩笔，携李贺之锦囊。论事则琴座生风，擒词则银毫浣露。鸡林贾客愿易名篇，凤诏诗仙争钞杰句。固已播誉风流之窟，蜚声翰墨之场矣。……真是才人吐属，无非菩萨心肠。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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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锦绣灿烂的书信绕来绕去说的无非是这样一句大白话：“贵报办得好，我们很喜欢。”当然这么说太没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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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的成功给早已涉身报业的王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1874年2月4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循环日报》在香港出版了。富有商业头脑的王韬以民族品牌为卖点，宣示报馆资本和一应事务全由华人操办，这在民族主义逐渐被唤起的年代是很有号召力的。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摆脱西人束缚、独立发表见解的前提。他说，自中西通商后，香港、上海相继仿行报纸，主笔虽然聘用华人，但措辞命意，难免要听命于洋人馆主，要矫正其中弊端，莫过于华人自己创办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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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爱国，尽管这个国家在当时并不爱他，而在于他以自己的坚韧、在终身落魄潦倒的困境中塑造了中国报业的最初形式。作为《循环日报》的灵魂人物，王韬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以政论为报纸主打。在当时报纸纷纷以赚钱为目的、很少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的整体状态下，王韬的报纸是一个异端。而尤其让后人动容的是，每日报纸上不止一篇的政论大多出自王韬手笔。有学者统计，《循环日报》从1874年5月12日到1875年12月10日，570多天里就发表了政论文章约890篇，这些政论中的绝大多数都出自王韬笔下。为了撰写这些政论，可想而知，王韬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笔墨操劳上了。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成为日后改革派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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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从器物层面的改革到制度变革是一次了不起的思想革命，一般而言，这次转变归因于甲午战败导致洋务运动崩盘的刺激。但在王韬这里，则没有甲午战败这一刺激因素，变革的需要来自他对西方的亲身游历和持续思考。王韬终身信奉儒家之道，而在儒家的资源里如何找到变革的正当性呢？王韬的假设极为大胆，他说：“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42从孔子那里找寻改革的原动力，这也是康有为在二十多年后托古改制的路数，从这方面说他是康有为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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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建华考证，1890年王韬著《重订法国志略》时，因受日本人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的影响，首次用了“法国革命”一词，开创了中文世界用“革命”指涉revolution的先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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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用短短几句话来概括王韬的变法改良思想必然是空洞的，因为他在社会、经济、教育和政治各个方面都有不同时流的见解，虽然他的论述还有模糊粗疏之处。从他的政论里可以看出在19世纪70年代，当器物层面的变革依然阻力重重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制度变革的层面，他的观点影响了其后二十余年间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主要人物，思想家引导政治家的模式在他身后得到了典型的印证，而这一切他不可能亲眼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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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在《循环日报》创办近十年的时候，王韬的政论文集《弢园文录外编》出版了。一百多年后，这本书依旧再版，竖排改为横排，繁体改为简体，它的阅读价值从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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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弢园文录外编》初版的第二年，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携全家重返阔别23年的上海，他感慨万千，只想做一个隐逸之人了此终生。他重新过上了载酒看花放浪形骸的生活，与海上名妓相往还，在花界评比大赛上，也少不了他这位风流老评委。然而，颓废的表象之下，心中意气到底难消，他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在上海文坛鼓吹维新变法，在《申报》、《万国公报》上宏论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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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王韬执掌格致书院。他欣喜地看到，在他身后，与他思想一致的年轻人正在成长。在批阅学生的考卷时，时常拍案叫绝，“每读一篇，则浮一大白”，以至于要拔剑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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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鲜的年轻人，让王韬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感觉到了未来社会变化的端倪。1894年年初，王韬在他的好友郑观应家里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医生，他带着自己草拟的一封信要上书给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李鸿章。他们一见如故，作为颇为著名的“改良论”前辈，他帮这位年轻人修改了上书，并给李鸿章的幕僚写了一封引荐信，希望他能予以引荐。可惜，当时中日之间战斗正酣，李鸿章在天津芦台督师，信是送到了，李大人是否看过不得而知，他抛下一句轻飘飘的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说吧。”李鸿章当然不会想到，他这句打发之语，正是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爆破点，他将这位失望的年轻人推向了革命——这位年轻的医生就是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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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4年年底，《万国公报》刊登一则有奖征文启事《拟广学新题征著作以裨时局启》：“……敝会今特请顺天、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宏儒硕彦，各出心裁，不吝教益。”44在第二年的2月《万国公报》刊出了获奖作者的名单，举人康长素列名广东第十名，获奖银四两。同时注明“广学题名，天南遯叟鉴定，沈赘翁、蔡缕仙阅荐”。康长素就是康有为，天南遯叟就是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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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与孙中山的相逢对彼此的人生都只具备花絮意义，和康有为的文字之交同样如此。但作为后生辈的康有为、孙中山是王韬思想的接棒者应该没有异议，尽管在随后的政治舞台上一个主张君主立宪，成为铁杆保皇派，一个主张民主共和，矢志于推倒皇权。然而革命和改良的目标都在于“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手段不同，目标则一。孙中山自己曾说过：“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45这两位后来死磕到底的对头在长远的政治目标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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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5月，王韬在黑暗中溘然长逝。他的《循环日报》依然在出版，而众多新生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起，鼓天下之气，吹响变革的号角。那些沾满油墨的文字，就是纸里包着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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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第二章 短暂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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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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