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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卷深思,舍富国强兵一道,亦实另无良策可建;而富强之道,自非空谈性命所能致,此格物之学所宜速讲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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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用于教育改革,但李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没那么多钱。李提摩太又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而李鸿章则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李提摩太回答:“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62这次关于举办新学的建言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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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报刊上的漫画,题为李鸿章大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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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击中了中国落后的要害,这种制度在设计之初当然有它的先进性,可以相对有效地选拔人才参与帝国的管理。但随着帝国的皇权专制每向前伸出一步,臣民的思想自由度就缩回一步,科举制度的活力一点点丧失,直到僵化为八股取士,成为控制帝国读书人最得力的工具,失去了传授知识的功用,一个需要不同专业知识的社会也不可能出现,因为帝国士子的注意力和宝贵的智慧都被科举牵引走了,僵化的科举成为衡量帝国士子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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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前《万国公报》对中国事务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教育制度,而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则比较零碎。但报刊的优势在于紧随舆情热点,报道迅速、及时和富有针对性,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虽然零碎但具备强烈的启蒙意义。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知晓西方有总统选举,但漫长的专制社会让他们无法理解皇帝与总统的区别。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因为没有合适的中文对应,人们还是习惯于称西方国家的总统为皇帝、国王,而皇帝与国王都是世袭产生,如何进行选举呢?在1874年,一条西班牙的国事消息后面,林乐知加了一条按语,相当于今日为新闻报道提供相关背景的链接,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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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案:外国称皇称王皆系世及,即称大公,亦属传位,唯称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则知为民主之国而无世及之例也。又外国皇王之辩,如仅抚有一国而无属国者称王,除本国而兼有属国者称皇。……至伯理玺天德,无论有无属国,俱属民主。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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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文报刊上第一次介绍皇帝、国王与总统的区别。第二年,林乐知又专作一篇常识普及性质的文章《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开头便点明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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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常译泰西各国事迹,而论及民主国矣,且论各国章程与公议堂等事矣,惜华人未往西国,未读西国书籍,安知何为民主国乎,又安知各国章程及公议堂之谓乎?本馆其所以译论此事者,非有辩论之心,亦无以此争长之意也,无非欲阅公报者知民主国之所由来,及各西国章程与公议堂之详细耳。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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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生活经验说起,以浅显生动的语言阐释了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介绍了何为三权分立,何为公议堂(即议院)。这些文章虽以新闻背景的面貌出现,却是难得的启蒙常识,为日后中国人自己提出兴民权、开国会、实行普选等主张提供了最初的思想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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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意味的是,早在1871年,《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登载了韦廉臣的《拟泰西人上书》,盛赞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彻底的政治改革,四年之后,《万国公报》重新刊登了这篇文章,这在《万国公报》的办刊史上绝无仅有,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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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法随时而变,政由势而改,是故自陛下(指明治天皇,作者注)即位之始,大布新政,丕变故法,要因时势之使然,固非好事功之所为。开集议院,仿佛“巴力门”(Parliament)之规制,而有人民兴政之渐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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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直接指陈洋务运动的不足,但隐含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实行政治改革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日后维新运动中向日本学习的最早思想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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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万国公报》喋喋不休地说天朝这儿有病那儿有病,但天朝自有一根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坚强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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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怎么读《万国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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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前,中外观察家们都认为大清势在必胜,《万国公报》也有文章声言岛国日本是以卵击石,鼓动大清狠揍日本,然而随着黄海一战,这些军事观察家的大嘴尴尬地闭上了,大清败得连和谈时要价的本钱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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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一下子懵了。以前屡败于西洋人,尽管也很屈辱,但在心理还是能转过弯来,因为那是败给陌生的强盗,自我安慰的理由容易找。但这次败给自己熟悉的邻居日本,一个以前屡屡向自己学习的岛夷小国,这是一个突破底线的耻辱,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有没有资格继续存在的生死问题,用后来的话说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即使是最普通的大清子民也一脑袋问号:“为什么我们引进了坚船利炮还是会败于日本?在战前我们土产的‘日本通’和不少洋鬼子不都断定日本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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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报人包天笑此时还是一个中学生的年龄,他在回忆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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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日本国呢?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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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为什么”的疑问在《万国公报》上能够找到相对满意的答案,这就是它突然畅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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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94年上半年,朝鲜南部发生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要求出兵帮助平叛,而日本以中日《天津条约》为借口,也同时增兵朝鲜,从而形成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局面。《万国公报》敏锐地注意到这一事态的严重,在1894年7月卷3上便发表了《朝鲜纪乱》一文,初次报道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严重事态。此后几乎每月一纪,定名“乱朝纪”(后改称“朝乱纪”),前后共16篇,较为系统地跟踪报道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这是在当时为数不多的中文报刊上唯一有价值的报道。《万国公报》声名鹊起就是以其积极参与报道、评论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的,台湾京华书局在影印《万国公报》时评论说:“其最足歆动中国朝野士大夫之报导,则为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万国公报》遂引起朝野官绅之广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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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关条约》签订不久,《万国公报》发表美国前国务卿福士达的讲话,福士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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