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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方言诸馆既立，亦曾别选幼童，出洋肄业。而一、二次后遽而中止。夫此一、二百之学童即皆学业有成，而杂诸四百兆人中，不啻沧海之一粟耳。而况乎未必尽成，成者亦未尝一用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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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后，当我在深夜读此文章，仍然能感受到林乐知下笔时的忧愤伤时、沉痛不已的心情，也许，这里面也有译者蔡尔康的感情在内。在接下来一期的《万国公报》则有中国人自己写的呼吁向日本学习的文章，虽然文中还有藐视日本的语句，但毕竟承认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维新，这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重要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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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变法路径，《万国公报》上建言很多，其中以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人的政论影响最大，他们观点相近，相互补白，若全面阐释非一本专著不能胜任，且以李提摩太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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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李提摩太在译著《泰西新史揽要》序言中首次提出“四民”之说，“千端万绪，而要其所谓大事者，无论近百年，即推而上之数千年亦不过教民、养民、新民、安民四者而已”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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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他又发表《新政策》一文，将“四民”之法进一步加以发挥，阐述其改革方案。这两篇文章影响之大，可以从康有为上皇帝第二书中看出来，康有为基本上是对李提摩太主张的总结发挥。所以李提摩太才在看到康有为的那封上皇帝书后对夫人说：“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后来梁启超风行一时的《新民说》同样胚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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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万国公报》是维新变法的有力推手，由这本杂志所倡导的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掀起了风暴，但长期以来，这些传教士们都处于尴尬的被贬抑境地，他们被视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先锋，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的一面不能被爽快地承认。即便在他们的祖国，他们自己的同胞站在本国利益的立场也一度对他们持批评态度，美国学者就一度认为：“美国经济和商界巨头联合传教士，在攫取中国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同时，只满足了极少数大资产者的利益，而忽视了本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71认为传教士是大资本家推行全球经济扩张主义的一个链条。传教士就像动物中的蝙蝠一样，两边不讨好，直到近些年，他们积极的一面才逐步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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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不管传教士怎么表白他们是如何热爱中国，但其压抑不住的殖民者心态和西方优越感为中国人在感情上所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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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乐知发表的大量说教中，后来被史家树为标靶痛加批判的是他1896年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的文章。他列举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后，给印度带来的十二项益处，即息纷争、禁盗贼、正律法、拯疾苦、筑铁路、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和通声气。他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印度，不会落到印度的境地，但他还是提出，在中国东南，选择两省，租给英国，一切由英国人管理，五十年归还，以此作为治理的榜样。这篇文章被收入《新学汇编》，学者熊月之在查阅原件时看到有当时的读者用毛笔眉批：“凡为此言者，岂劝我中华亦隶于英国乎？”“此言可恶之至，教我中国依赖英人，噫嘻！”72这些眉批均出自一人之手，从词义上可以判定，批阅者为晚清人无疑，于此可见同时代人对林乐知“租地有益说”的反感。有趣的是，林乐知在后来的文集《中东战纪本末》里并没有收入这篇文章，这当然不可能是疏忽，而应该视为林乐知感受到了这篇文章所遭遇到的批评而有所反思，知识分子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是常态，思想总是前后有所变化，虽然目前看不到林乐知本人对这篇言论的看法，但在文集中不收入这篇文章，本身就表明了他对这篇文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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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外来和尚”，李佳白的文章立论比较公正，而不似李提摩太、林乐知那样屁股决定脑袋。出使德国的大臣吕海寰在奏折中对李佳白的《民教相安论》就颇为赞赏：“倘各教士均能如李佳白之秉公立论，安有闹教之事。”73在《理财篇》中，李佳白就首先提醒中国借外债不可让外国政府与公使插手其间，以免以借债为借口丧权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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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在中国的作为与言论是复杂的，以意识形态的偏光镜来看待这段历史难免变色失真，甚至不及当时看得清楚。当《万国公报》为中国读书人所广泛接受的时候，实际上也意味着中国读书人自己将登上报业舞台，出版自己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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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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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变法前的光绪帝与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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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康有为在1882年开始全面钻研西学，这为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但是回到历史现场，康有为的转向也不过为他的三两好友所知而已。相比较而言，光绪皇帝在1891年开始学习英语足以构成中外瞩目的新闻事件，因为帝王的特殊身份决定了这件事具有太多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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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纽约时报》报道，光绪皇帝学习外语的时间在1891年的12月份（实际上是在11月份），报道以略显夸张的口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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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将在今后若干年里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大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国最高统治阶级最近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在数万万清国人中，有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他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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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的臣民当然看不到《纽约时报》毫无保留的赞扬，但是他们可以看到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李提摩太撰写的《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谈到了学习英语在外交上的益处，他以鼓吹变法的口气评论道：“此在中西明理之人同深庆幸，未始非中国振兴之转机也。”并殷殷期盼清国的“明达者”能“以皇上之心为心，争自鼓励效尤。专求有益民生之学，则富国强兵之治日上云蒸。此固有心人所馨香祷祝也”75。光绪皇帝在20岁的时候学习外语显然与国势阽危的刺激息息相关，他希望通过学习外语来表明自己冲破保守势力的态度和信念。可惜，光绪皇帝的这一举动，保守派固然会大加反对，而开明派也多不理解，他的老师、被认为是支持变法的翁同龢就在日记里说“闻欲通泰西字义，此何意也”76，看到御案上堆满英文书，他感叹“伤哉！”他和皇上步调不一与后来被革职有莫大关系，此是后话，先略过不提。与中外报章上交口称赞形成反讽的是，光绪皇帝学习外语的时间并不长，不久就被慈禧太后叫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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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放大的帝王来说，下层士子康有为在学习方向上要自由得多。在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康有为钻研西学已经长达十年了，这为后来君臣之间风云际会提供了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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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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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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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康有为25岁。这是一个人生思想初步定型的敏感年龄，这一年在康有为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具有分水岭式的意义。年初，他的老师朱次琦先生去世，享年75岁，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开始全面接触此前所知寥寥的西学，仿佛是一块铁屑遇到了强大的磁场瞬间就被吸引了过去，而自身从此具备了磁性。这一年的五月，在老师的葬礼结束之后，康有为参加顺天府的乡试，他和很多中国读书人一样，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增进学问丰富阅历的信条，赶考本身就是一次充满新鲜感的旅行，稍微可以抵消落榜带来的颓废情绪。在康有为后来写就的《我史》中，1882年的回忆中无一字提及这次落榜，可能，时过境迁之后，当初被认为是天大的事情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在这一年的回忆中，康有为最深刻的还是归途中的游历给自己带来的震撼，这些对他后来人生航向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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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归的途中，他经过了香港和上海，两座最早的通商口岸城市。香港不用说了，此时的上海经过将近30年的西风吹拂，已经初步繁荣，已非王韬在1848年所目睹的上海。开埠仅五年的上海就让王韬惊为“海外神山”，开埠近30年的上海对康有为的震撼可想而知。和王韬不同，康有为具有“性好穷理”的哲学家气质，透过口岸城市的繁盛表象，他感叹的是“西人治术之有本”，推导出“属地如此，本国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如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于是，康有为几乎购买了江南制造局和基督教会所译的全部书籍。这些西学书籍给康有为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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