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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生活经验说起，以浅显生动的语言阐释了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介绍了何为三权分立，何为公议堂（即议院）。这些文章虽以新闻背景的面貌出现，却是难得的启蒙常识，为日后中国人自己提出兴民权、开国会、实行普选等主张提供了最初的思想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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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意味的是，早在1871年，《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登载了韦廉臣的《拟泰西人上书》，盛赞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彻底的政治改革，四年之后，《万国公报》重新刊登了这篇文章，这在《万国公报》的办刊史上绝无仅有，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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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法随时而变，政由势而改，是故自陛下（指明治天皇，作者注）即位之始，大布新政，丕变故法，要因时势之使然，固非好事功之所为。开集议院，仿佛“巴力门”（Parliament）之规制，而有人民兴政之渐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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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直接指陈洋务运动的不足，但隐含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实行政治改革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日后维新运动中向日本学习的最早思想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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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万国公报》喋喋不休地说天朝这儿有病那儿有病，但天朝自有一根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坚强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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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怎么读《万国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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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前，中外观察家们都认为大清势在必胜，《万国公报》也有文章声言岛国日本是以卵击石，鼓动大清狠揍日本，然而随着黄海一战，这些军事观察家的大嘴尴尬地闭上了，大清败得连和谈时要价的本钱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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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一下子懵了。以前屡败于西洋人，尽管也很屈辱，但在心理还是能转过弯来，因为那是败给陌生的强盗，自我安慰的理由容易找。但这次败给自己熟悉的邻居日本，一个以前屡屡向自己学习的岛夷小国，这是一个突破底线的耻辱，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有没有资格继续存在的生死问题，用后来的话说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即使是最普通的大清子民也一脑袋问号：“为什么我们引进了坚船利炮还是会败于日本？在战前我们土产的‘日本通’和不少洋鬼子不都断定日本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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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报人包天笑此时还是一个中学生的年龄，他在回忆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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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日本国呢？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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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为什么”的疑问在《万国公报》上能够找到相对满意的答案，这就是它突然畅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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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94年上半年，朝鲜南部发生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要求出兵帮助平叛，而日本以中日《天津条约》为借口，也同时增兵朝鲜，从而形成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局面。《万国公报》敏锐地注意到这一事态的严重，在1894年7月卷3上便发表了《朝鲜纪乱》一文，初次报道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严重事态。此后几乎每月一纪，定名“乱朝纪”（后改称“朝乱纪”），前后共16篇，较为系统地跟踪报道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这是在当时为数不多的中文报刊上唯一有价值的报道。《万国公报》声名鹊起就是以其积极参与报道、评论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的，台湾京华书局在影印《万国公报》时评论说：“其最足歆动中国朝野士大夫之报导，则为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万国公报》遂引起朝野官绅之广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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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关条约》签订不久，《万国公报》发表美国前国务卿福士达的讲话，福士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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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败涂地，“外人以事出意外”。各国对华之态度遂因此而大变。不但日本视华，变敬畏而为欺藐，即各国之与中，国久无衅隙，而群情之敬肆，亦复相去天渊。中国当此时会，倘于胜负之故，依然不究其本原，窃恐险象环生，罔有攸济矣。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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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讲话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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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中国的路要怎么走？《万国公报》再次拾起向日本学习的话头。当黄海之上，炮弹还在呼啸，而中国败局已定的时候，林乐知就发表《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一文，回顾中日学习西方的历史，阐述战争胜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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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之所谓尽美尽善者，日本则无不行之。又踵西法而立议院，许其民公举议员，以通上下之情，日民乃益复兴起，皆视国事如家事，而休戚与共，祸福与同。忠义之气，有不觉其油然而生者。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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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观中国则不然，仅以选派留学幼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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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方言诸馆既立，亦曾别选幼童，出洋肄业。而一、二次后遽而中止。夫此一、二百之学童即皆学业有成，而杂诸四百兆人中，不啻沧海之一粟耳。而况乎未必尽成，成者亦未尝一用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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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后，当我在深夜读此文章，仍然能感受到林乐知下笔时的忧愤伤时、沉痛不已的心情，也许，这里面也有译者蔡尔康的感情在内。在接下来一期的《万国公报》则有中国人自己写的呼吁向日本学习的文章，虽然文中还有藐视日本的语句，但毕竟承认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维新，这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重要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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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变法路径，《万国公报》上建言很多，其中以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人的政论影响最大，他们观点相近，相互补白，若全面阐释非一本专著不能胜任，且以李提摩太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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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李提摩太在译著《泰西新史揽要》序言中首次提出“四民”之说，“千端万绪，而要其所谓大事者，无论近百年，即推而上之数千年亦不过教民、养民、新民、安民四者而已”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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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他又发表《新政策》一文，将“四民”之法进一步加以发挥，阐述其改革方案。这两篇文章影响之大，可以从康有为上皇帝第二书中看出来，康有为基本上是对李提摩太主张的总结发挥。所以李提摩太才在看到康有为的那封上皇帝书后对夫人说：“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后来梁启超风行一时的《新民说》同样胚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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