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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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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已经出现裂痕，观念之争如果调和不当，就是一颗潜伏的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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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本来计划到上海接替康有为办强学会的，哪知计划赶不上变化，人没到强学会却先倒了。但强学会尚有余款，汪康年打算用这些钱再办一家报馆，他与黄遵宪等人商议，诸人一拍即合，《时务报》馆破土而出。于是汪康年致函梁启超请他赴沪，其间张之洞邀请梁入幕，伍廷芳出使三国，请梁担任二等参赞，连船票都送去了，但梁启超都没有动心，他认为只有办报才能施展他的平生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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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到了上海之后，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就创刊宗旨产生了不小分歧。汪康年主张“以广译西报为主”，甚至打算吸收洋股，挂洋旗。留过洋的黄遵宪，亲身接触过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他力促办报“事期必成”，但身在宦途，对于报纸政论他既向往，又心存忌惮。梁启超到上海之后，认为自己既然担任主笔，就要发抒言论。汪康年顾虑重重，黄遵宪调和其间，劝说汪康年不要过分忧谗畏讥，又叫梁启超放手去做，但也不要“太过恢张”。至于梁启超主张用孔子纪年，黄遵宪、汪康年等都不同意，梁也不复力争，承诺“不以所学入之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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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务报》创刊号上，梁启超首载《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详论报纸“去塞求通”的巨大功用。他认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通上下、通内外，而去塞求通的首选工具就是报刊。他把报刊比喻为国君与臣民的耳目喉舌，这与几十年后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大众媒介具有“人体的延伸”功能的观点极为一致，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看到；我们用耳朵听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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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上最震动全国青年学子的文字还是那些倡言变法的论说。其中以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最有代表性，这篇长文连载了二十一期，系统阐述了维新派的变法思想。梁启超认为变法的本原在推广西学，培育通晓西方一切学问的人才，而落实到具体策略上则是改变教育制度，废科举，最终指向变革官制。他强调“即使中国的政治振兴有待人民的教育，但目前的任务仍是政治的机构改革这一双关思想来结束他的教育改革方案，原因也许就在于此”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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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的政论家们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宣传“设议院”、“伸民权”等民主思想。总经理汪康年在忙于报务之暇，写出了数十篇文章，其代表作《中国自强策》和《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火力十足，大胆新颖。他说君主专制制度使君臣之间因互相防范，导致“上下隔绝，彼此相离，民视君父如陌路，视同国若途人。夫民之弱与离，君所欲也，积至今数千年，乃受其大祸。”92“若夫，君隆然若天，人民尔然如草芥，民以为天下四海皆君之物，我辈但为君之奴仆而已，平日政事举措，漠不相闻，一旦变故起，相率委而去之，但知咎君不能保护己，而不知纤毫尽心力于君。”93虽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当时还没有传入国内，但他们对中央集权的批判却高度契合，托克维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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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中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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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长于保守，而短于创新。当它激起社会发生巨大动荡，或加速社会的前进步伐时，它便会失去控制的力量。只要它的各项措施有求于公民的协助，这架庞大机器的弱点马上就会暴露出来，立即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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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强策》一文中，汪康年提出的自强之法包罗极广，客观地说，缺乏充分严密的论证，逻辑性较差，读起来有点凌乱芜杂。但其要点在于“复民权、崇公理”，主张设立议院，“使士民之明秀者互相举为议员，使至京入议院，而使中外大员，自三品以上，俱入上议院”，而后选举相臣，设立各部，“由相臣自择用诸部大臣，及各省之长。大臣及长，又各举其属，而皆决于议院”95。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宣讲“议会”、“民权”之第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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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措辞最激烈、学理最深刻的还是严复。《时务报》曾重刊了他的名作《辟韩》一文。严复在文章中根据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对君主的起源和君民关系提出了新看法，指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严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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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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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申张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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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时务报》馆里群星灿烂，但最亮的那颗非梁启超莫属。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撰写了12.3万字的政论文章，占《时务报》政论文的60%。除自己撰文外，为报上的翻译文章润色，写按语、告白以及编排等，样样都少不了他。但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才24岁的梁启超在思想上还没有成熟定型，不少文章率尔操觚，写得粗糙，严复就曾多次写信对梁文的缺点提出批评。梁启超自己也承认“未能自度，而先度人”。这些粗糙的文章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只有一种解释：它吹响的是由专制到民主的政治革命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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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内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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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上的那些文章如同大风席卷芦苇，草野为之歆动。办报老手李提摩太盛赞报纸的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97赞扬的信件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如同春节联欢晚会上喜气洋洋的贺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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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陈三立发来“贺电”：“忽见《时务报》册，心气舒豁，顿为之喜。……日起有功，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公度（即黄遵宪，作者注）书言梁卓如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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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郑孝胥发来“贺电”：“《时务报》灿然而出，如挈白日，照耀赤县，可谓杰哉。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概。”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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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吴樵发来“贺电”：“九月初一得七月初两公函并第一次报，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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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瞿子玖（即瞿鸿禨）给汪康年发来“贺电”：“大馆之设，意在觉世，孤怀闳识，极用佩仰，破一孔之陋习，开横览之远模，将使鄙儒皆知世务，收效良非浅。”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