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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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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反对“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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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0月，康有为与弟弟康广仁一路游历罗浮、香港。此间，他接到商人何穗田的邀请来到澳门，商量办一份新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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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穗田，名连旺，广州顺德人，隶葡萄牙籍，是一位澳门巨商。他既有葡萄牙的爵位，同时又通过捐纳获得广西补用道员的头衔。他的父亲何桂是澳门赌博业的第一代承办商人，又兼营盐业、鸦片业。在他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涉足商业，创办的“其祥公司”发展迅速，本人的政治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参与许多社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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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92年，他就与孙中山有过交往。当时孙中山还在香港学习西医，在一次返乡途中道经澳门，何穗田和另一位澳绅家人都久病不愈，请孙过来诊治，结果药到病除，两人叹为神奇。等孙中山毕业后，何穗田等澳绅就资助他来澳门组织中西医局，挂牌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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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穗田是一个关心政局的新派绅士，他的一生都和当时的政治焦点人物联系紧密。他与康有为的第一次接触就有相见恨晚之意，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着极为一致的看法。因为长期阅读《时务报》，他对康有为、梁启超仰慕已久，很想在澳门办一份与《时务报》旗鼓相当的报纸。这个想法不是心血来潮，此前他曾办有《濠镜报》，但与《时务报》不在一个等量级上。此次请来康有为，就是希望他能领导新报纸的采编工作，办出一份重量级的新报纸。文章是新报纸的灵魂，谁来担纲主笔？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名声鹊起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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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梁启超在《时务报》馆间接感受到了来自张之洞的压力，但他并不在意。相反，他觉得自己的文字已经非常谨慎了，根本就没有放手去写。他也想另辟一块阵地，作更大胆的言论。写文章的人，缩手缩脚总是一件不痛快的事。他理想中的阵地就在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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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康年对《时务报》进行调整的时候，梁启超离开上海回广东省亲，接到老师的邀请转道澳门，一起商谈开办新报事宜，其间梁启超虽人不在上海但继续履行《时务报》主笔职责。1896年11月17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澳门顷开新一报馆，集款万金，亦欲仿《时务报》之例，十日一出。其处人必欲得弟兼为主笔，弟告以到沪后看事忙否再定。”11125日，梁启超又致信汪康年，说正在筹备的报纸打算依附《时务报》，取名《广时务报》，意思有二：一是推广之意，一是谓广东之《时务报》。该报将多译格致文章，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报末附译本年之列国岁计政要。在格式上一依《时务报》，在销路上则依靠《时务报》为之代理。梁启超建议汪康年尽量促成此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它日用之之处尚多也”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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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将新办报纸与《时务报》捆绑在一起的思路，目的在于借《时务报》的品牌力量扩大新报纸的影响。对于梁启超的建议，汪康年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反对，并在《时务报》上刊出了《广时务报公启》，广为布告，内容基本上是梁启超写给汪康年的报告，注明《广时务报》将由梁启超“遥领”，并称对于近事将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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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启刊出后，立即引起同志们的群起反对。有人认为，《广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可以兼职，但必须坐镇上海。其意在于不能让梁启超离开《时务报》馆。吴樵认为，《广时务报》“断不宜与《时务报》相连。惟其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尤不可不如此。吾辈此时利在多营其窟，将来澳报必有大振脑筋之语，我堂堂大国于澳门只可瞠目而视，然《时务报》必任其咎矣”113。所以他力主更改报名，不要给社会留下新报与《时务报》有关系的印象，“与其两败，毋宁慎之于始”。对于吴樵的态度，谭嗣同致函汪康年解释道：“铁樵深怪贵馆不当与《广时务馆》粘连一片，恐一被弹而两俱废也。此其关键甚微而甚大，高明宜早筹之。”114邹代钧也对梁启超兼领《广时务报》主笔表示不满，认为梁如执意留在澳门担任主笔则是“大有阴谋”115，这个提法可能与风闻康党与孙文有所接触有关，他指出若梁执意留澳门，须每月为《时务报》供稿不少于3篇和札记若干，以羁縻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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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的情势而言，《广时务报》与《时务报》捆绑运作确实是弊多利少。处于澳葡当局管理之下的《广时务报》固然可以钻言论自由上“一国两制”的空子，放言高论，起到与《时务报》遥相呼应的效果，但很容易让《时务报》“躺着中枪”，结果得不偿失。还不如各立门户，看上去互不相关，实则暗通消息，互为犄角，避免一损俱损。因为大家的反对，《广时务报》最终更名《知新报》，取“传布新知，去塞求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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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成新报早日面世，梁启超在澳门多逗留了十余日，直到事情底定，才于年底返回上海。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在澳门发刊。梁启超在发刊词中以一贯的“时务体”写道：“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这句掷地有声的名言百余年来犹萦在耳，鞭策着每一个有良知的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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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报》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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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报》的出版，使维新派在南方拥有了自己的喉舌阵地。澳葡当局对不危害自己统治的活动并不多加干涉，因而言论尺度较为宽松。当康有为筹划上清帝第五书时，其中学习俄日的思想就由他的弟子欧榘甲在时论中先予透露，以试探各方反应，进行舆论造势。这份上清帝第五书最早也是由《知新报》刊出，并且加上颇为大胆的跋语：“此折因有偏安字样，为堂官所捺，格不上达。至其忧愤迫切，挽救危急，阅者自知，无待赘言。”116对当时广受讥评的中俄密约问题，《知新报》放言批评是“引虎入室，认贼作子，祸未有艾，人人寒心”，说密约一手促成者状元郎洪钧罪不能掩。这些直言无忌的言论在内地报纸上是无法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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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知新报》刊登了不少当时国内报刊所不敢刊登的文章，在当时独树一帜，深受知识界的欢迎，甚至远销日本、新加坡。国内许多省的开明官员也通饬省内官员、士绅订阅该报。广西巡抚史念祖就在饬令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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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广东澳门，开设知新报馆，其叙例著于篇首，所录各国近事，皆照各国本文译出，至详且备，亟应随时阅看，以广见闻。……且广西地处边陲，向无报馆，闭塞耳目，殊非细故，又或一行作吏，无暇读书，或远宦荒隅，隔绝文献，欲通时事，其道无由，非阅斯报，何以开智识而资艺业？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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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官员也要求下属州县购阅《知新报》和《时务报》，说两报互证参观，于论政论学，更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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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报》虽受读者欢迎，但清廷不容报纸放言无忌。1897年6月，清廷下谕，称澳门《知新报》所记各事，语极狂悖，并试图通过澳葡当局进行干预。从中可以看出，当初吴樵、谭嗣同等人主张《知新报》不与《时务报》“粘连”是有远见的，否则，《时务报》必受牵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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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发生后，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何穗田在这时展现了自己侠义的一面，他冒着危险，接待了梁启超父亲和妻儿，还把康有为的父亲接到澳门保护。一时间，澳门成为维新派人士的“诺亚方舟”。为了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第68册以后，重要论著不再署作者姓名，或用笔名、化名，并多录译者。报纸也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涉。在国内，维新派的报刊相继被封，唯独《知新报》在华南坚守阵地，孤军奋战，及时报告了北京政变的真相，歌颂了为维新变法死难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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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勤王起义失败，康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何穗田遂与康党疏远。直到1901年2月《知新报》才自动停刊，成为国内出版时间最长的维新派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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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汪梁之争的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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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梁启超从广东省亲回来后，很快卷入到一起“一地鸡毛”的人事纠纷当中。在《时务报》工作的同门梁启勋（梁启超二弟）、韩云台向他抱怨汪康年在这段时间对他们多有不公，甚至连馆中的佣人都拿他们另眼相看。对于梁、韩的抱怨，梁启超在情绪上多少受到感染，他对汪康年的处置方式也有不同看法，在随后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对汪康年便有所抱怨。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封信点燃了黄遵宪对汪康年的积压很久的不满情绪，他一直不主张汪康年一人揽权，在《时务报》创办之初就提出仿照西方的三权分立，将立法、行政分开，设立报馆董事会，但这样的制度建设并没有付诸实践。这次梁启超来信，黄遵宪旧事重提，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提议汪康年辞去《时务报》馆总（经）理的职务，改任董事，“公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118。黄提议由吴樵或康有为的门人龙泽厚担任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