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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的拒绝并没有使湖南方面放弃努力。熊希龄致函正在南京的谭嗣同，请他亲到上海向汪康年“哀吁”，如果汪康年还是不肯松口，就是翻脸也要把梁启超“豪夺而去”。谁知道谭嗣同到上海之后，汪康年向他大倒苦水，诉说自己长期积压的苦闷，让谭嗣同大为同情，汪康年的反游说硬是把一个说客拉成了自己人，谭嗣同不仅改变了初衷，还建议汪“毅然决然不允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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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去不去湖南，决定性的一票还是在梁启超自己手里，当他执意要去湖南时，最终妥协让步的还是汪康年。1897年11月中旬，梁启超如愿以偿赴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同时兼任《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比以前更加忙碌了，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狂，他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时间就算真的像海绵里的水，你也不能把一天挤出25小时来。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这里还是有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当一个人在做甲事的时候，很难同时处理好乙事，梁启超的两份工作其实都需要他付出全身心的努力。就人的一般心理而言，更愿意在新鲜事物上全力以赴，梁启超也不例外。当梁启超忙于教务的时候，对《时务报》主笔的义务就难免有交差敷衍的状况出现。他于湖南寄出的三篇文章就很难让汪康年满意，汪认为不是梁的认真之作。这三篇文章都是序文，分别是《南学会序》、《俄土战纪序》、《经世文编序》，这种序文性质的文章多属应景之作，不可能是什么干货，这在汪康年看来显然与“主笔”的身份不太相符。如果《时务报》靠这种文章来撑门面，受损的必然是报纸本身，事实上自梁启超遥领主笔之后，因为不能安心作文，报纸的发行量已在急剧下降。这让实际主持报纸的汪康年不能不设法弥补因梁启超离开造成的空档，以阻止报纸发行量的急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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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看中的新人是郑孝胥，他欲请郑为《时务报》总主笔，改梁启超为“正主笔”，同时准备对《时务报》加以改版，将原来以梁启超为主的“论说”栏进行调整，“主选外来文字登之报首”。在汪康年看来，既然梁启超不能保证寄回的文章的质量与数量，干脆“割肉”不要。对于这次大调整，汪康年及时通知了他的合伙人梁启超和黄遵宪，并说自己将亲自到湖南面陈一切。在信中，汪康年在谈到《时务报》面临的困境时，对梁启超不能如约供稿也略有指责。然而，梁启超的反应却异常激烈，他的回信可以看作是一封绝交书，他说：“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二十五前后与弟一电，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124梁启超的爆发当然不是因汪康年要换主笔那么简单，这是矛盾长期积压的结果。自梁启超赴任湖南之后，汪康年不满梁启超和康门弟子的文章，而梁启超则不满汪康年对文章的改动。争论的焦点还是在于双方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看法截然不同，汪康年自称“不附康”，而康门弟子在文章中屡屡引用乃师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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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绝交书当然不会使汪康年放弃已经掌握的《时务报》，真正撒手的是梁启超自己。对于汪梁之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是洋务派和维新派之争，认为汪康年是张之洞安插在《时务报》中的一颗棋子，当《时务报》的言论逾越张所能接受的尺度时，他就通过汪康年来施压从而控制维新派的宣传。这种看法窄化了维新同盟构成的复杂性，想当然地将康有为一派视为维新派全体，是维新运动的唯一推动者和领导者，凡不能同意康有为学说和反感其为人的都划入反对变法维新的洋务派阵营，而被贴上改良标签的康门一系所有主张和行为都被先定为正确的，并不去细究这些主张和行为本身有无瑕疵或者是否合时宜。汪康年本人的一生活动确实有依政治强人去推行政治理想的一面，但如果认为他的思想和座主之间毫无区别，不独汪康年本人不会同意，就是座主也不会认同。以他和张之洞之间的关系而言，他并不是张最宠信的幕僚，张并不看重他的思想，而是看重他的办事能力。当汪康年决定创办《时务报》而试图保留教馆职位时（他是张之洞孙子的老师），张之洞通过梁鼎芬的答复是“开报馆，则无馆，不开报馆，则有馆”125，这种不为汪预留后路的答复显然并没有将汪视为可以信任的自己人，这也可以说明汪参与创办《时务报》并非来自张之洞的指示。但是，来自张之洞方面的压力是硬邦邦的，毕竟他是朝廷重臣、封疆大吏，属于绝对强势的一方，汪康年不可能完全无视张之洞的意见。但是，即便是张之洞恐怕也没有料到最初汪居然以“总理不能干预主笔”为由对他说“不”，所以汪康年之后的转变不可简单地视为他对张的屈服，更不能把他简单视为是张安插在《时务报》里的一颗棋子。汪梁交恶的真正原因在我看来，还是在于他不能认同康有为的学说，这和张之洞不能同意康说是一样的。仔细考察汪梁之争的开端，恰好是从梁在文章中援引乃师学说开始的，而这种引用同时引起了张之洞方面的反感，这刚好给世人一个假象，汪是察言观色，伺张而动的。汪梁二人同办报馆，学说之争必然引起人事之争的连锁反应，谁都希望和自己思想相同或相近的人进入报馆。这些冲突纠结在一起越缠越乱，最终造成汪梁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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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离开《时务报》之后，报纸失去了那支“笔端常带感情”的生花妙笔，影响力开始急剧下降，但报纸远没有走到消亡的边缘，品牌影响力还在延续，但已接近尾声。当另一个重要人物走上前台，则直接导致《时务报》这块招牌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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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物恰好是被后世认为是维新变法旗手的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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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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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16日，一个让康有为幻想和激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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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帝国都城的上空刚刚泛起鱼肚白的时候，40岁的康有为在两个内廷太监的引导下朝颐和园仁寿殿走去。此刻，他肯定有一种“时间开始了”的感觉，历史的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像拂去尘埃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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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接见的朝房里，康有为遇见了日后的政敌荣禄。一个是帝国历史上空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一个是帝国最有实权的人物，第一次见面，他们就碰出了火花。然而此刻，他们政敌关系并不明朗，最起码在荣禄眼里还不是。和后世历史教科书上所塑造的保守派大臣首领的形象恰恰相反的是，此时的荣禄同样认同帝国必须要进行一场洗心革面的改革，他甚至为此也向皇帝保荐过康有为，只是康有为不知道罢了。但康有为的狂妄偏激显然让他开始警惕，而他们在朝房里的对话让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让康有为主导变法，必将危害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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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和荣禄的对话，曹孟其在他的《说林》里有翔实的记载。荣禄问他打算怎样向皇上奏对变法，康有为说：“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126这个杀气腾腾的回答显然让荣禄吓了一跳，他就是二品以上大员。但荣禄这个老官僚不动声色，唯唯诺诺地跟这个狂徒寒暄告别，然后去见皇上，康有为这个六品的工部主事面圣次序还在他的后面呢。康有为的这句狠话，很合那些一脑门子斗争哲学的历史学家的胃口，他们盛夸康有为敢于斗争。在改革需要同盟者的时候，康有为一句话就将一个可以争取的盟友变为实实在在的政敌，一个手握刀把子的朝廷重臣都不敢轻言杀戮，而一个笔杆子却在他面前磨刀霍霍。不管荣禄的内心如何希望改革，他都不会再对康有为充当改革旗手抱有任何幻想。此时，反对康有为成为他的第一驱动力，而倡导改革只能排在后面了。改革共识就这样被分化稀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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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在光绪皇帝面前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老太后面前所得到的暗示：“儿子大了那（哪）里认得娘，其实我不管倒好，汝作总督，凭晓得的做罢。”127变法的诏令在荣禄辖下的直隶只当废纸一张也就可想而知了。仅仅在六天前，帝国最高实权人物慈禧太后还支持儿子的变法，为什么短短数天，太后由改革的支持者一变为反对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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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镜头切回到仁寿殿，光绪和康有为的对话。对话围绕设立制度局展开，这是康有为前不久所上奏折的核心内容，目的在于架空老臣、任用小臣推行变法。表面上看，制度局只是一个决策咨询机构，实际上操持了变革的所有议程。当这个奏折传到慈禧那里时，可以想象这样的政治戏法怎能逃过她的火眼金睛，这太小儿科了，她就是搞政变起家的，那些变着花样的篡权手法她能一眼看到底，她知道改革的火力最终指向的是她这个老太婆。作为防范康有为的第一手，她迅速收回了人事大权，给改革派套上了一道紧箍咒，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捏死这些试图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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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殿里，热心变法的光绪显然准备采纳康有为的建议。但让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大失所望的是，皇帝并没有依循常例在觐见之后立即给他升官。觐见之前，康有为预期自己会成为天子近臣，最起码也会拿到一个五品以上的职衔。也许，是康有为的目标太大，反对者太多；或者，人事权已收回到太后那里，光绪皇帝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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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召见对康有为来说几乎是一无所获，他没有得到一丁点热望中的改革特权，但气馁悲观不属于康有为，他对自己的理想从来都是充满自信，他是那种想过成功想过失败，但从没想过放弃的人，无论所处的环境多么艰难，他都能满怀激情去推行自己的理想，这正是康有为个性中勇猛伟大之处。最失望、最愤怒的是他的得意大弟子梁启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愤愤不平，甚至想离开京城，卷铺盖走人算了。康有为自己都觉得他没有得到超拔有点对不起梁启超，是梁启超的那支生花妙笔使他获得声名，而他至今毫无回报。他不无凄凉地对朋友王照说：“卓如至今没有地步，我心里甚是难过。”128但幻想还是有的，因为在向皇上推荐的名单中，梁启超也是其中一个，名声赫赫的梁启超应该能够获得一次召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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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仅仅在半个月之后，来自紫禁城的福音飘然而至，皇帝要召见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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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个寓言所说的，一枚钉子毁了一个马掌，一个马掌毁了一匹战马，一匹战马毁了一次战斗，一次战斗毁了一个国家。皇帝没给康有为升官，同样也没有给梁启超升官，这实在是过于意外了。梁启超的挫折在当时的坊间传闻中充满戏剧性。召见那天，梁启超说的一口广东话，把“孝”字说成“好”字，把“高”字说成“古”字129，对于听惯了北京话的皇帝来说理解起来很费劲。因为口音问题，一次庄严的召见变成了鸡同鸭讲，皇帝在情绪上一定不畅快，召见草草收场。梁启超仅仅获得六品顶戴，比县官大那么一点点，担任新成立的译书局主管，史书上说梁“未获通籍”，也就是连公务员的身份都没有解决。因为口音的差池而前途不展，这仅仅是个适宜传播的戏剧性说法而已，梁启超参加的毕竟不是一场新闻主播的面试。我们不能认为因为光绪皇帝听不懂，心里不悦而给梁的官职连“惯例”都没有达到，因为康有为在召见中不存在口音问题，为什么也未获大用呢？不过，口音问题对梁启超来说肯定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从此以后他开始跟夫人很认真地学起了北京话。几十年后清华大学国学院里那些学生之所以能听懂他的讲学，显然与他这段时间学习北京话息息相关。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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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二人在获得觐见之后都铩羽而归，在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和他们倡导的改革凶多吉少。他们所能掌握的资源只是一两块舆论阵地而已，懊丧的梁启超眼见自己在官场无所作为，还不如转身到自己熟悉的舆论界施展才华。《时务报》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然而此刻它更像是汪康年的“孩子”。对《时务报》的争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让康梁师徒都心有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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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他们假御史宋伯鲁之手上书皇帝，建议将汪康年主持的《时务报》馆改为官报局，并由梁启超主持。谁知道，这封上书的目的旨在赶走汪康年，结果赶走的却是康有为，一道诏书将他从京城打发到上海，远离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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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光绪帝将宋伯鲁的奏折交给孙家鼐处理。孙不同意由梁启超主办《时务官报》，理由是梁启超已经奉旨办理译书局事务，不能分散精力去兼办官报。在否定掉梁启超之后，孙家鼐建议调康有为去督办官报，并对官报的管理提了一堆建议。孙家鼐提交的意见看上去光明正大、通情达理，而实际上却是调虎离山之计，将他讨厌的康有为赶出京师。这个表面上无可挑剔的意见被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做梦也不会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想给弟子谋一个实职，结果被老谋深算的孙家鼐的一番运作，将自己套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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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并不想离开京城，然而此时他只能将计就计，立即致电汪康年说奉旨办报，一切依旧。随后致函汪康年诉说苦衷，希望他能在过渡期予以配合。但汪康年根本不吃这一套，说自己是《时务报》的创办人，梁启超不过是他所聘的主笔，高级打工仔而已，梁启超凭借报纸获得名声，现在要反客为主，是何道理呢？汪康年不客气的回敬意味着改革阵营内部“同气相残”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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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年后的眼光审视，康有为主张将商办报纸收归官办本身就是一次倒退。按照他的设想，官报局不仅要收回《时务报》，各省的商业报纸也要一并拿下，统一管理。这在商业报纸刚刚发力的时代，不可能得到舆论界的支持。但是，康有为的这套官报思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来自他的党报观念。1907年，他在国民宪政会简要章程里说：“政党之权利大而且专，实为可骇。”130他预言，随着党报宣传的普及，他的党徒将会越来越多，所得的权利将不可思议。从最初的《万国公报》开始，他经手的报纸都是党报性质，凡是党报都必然有统一思想、舆论一律的内在需要。官报局的设计本身就是实现“党报思想”的一个手段。康有为一方面想通过报刊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皇权大一统的力量来达到这种宣传鼓动的目的。所以，当他大力推行官报局的时候，必然会出现“陷人自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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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有为奉旨办报，要强力收回《时务报》时，汪康年的回击尽管有歪曲事实之处（他不是《时务报》的唯一创办人），但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南北舆论界都对民间报纸逐步收归官办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对报界的戕害。即便是维新阵营的铁杆拥趸、同情康梁的张元济、叶瀚等人也无法苟同康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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