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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镜头切回到仁寿殿，光绪和康有为的对话。对话围绕设立制度局展开，这是康有为前不久所上奏折的核心内容，目的在于架空老臣、任用小臣推行变法。表面上看，制度局只是一个决策咨询机构，实际上操持了变革的所有议程。当这个奏折传到慈禧那里时，可以想象这样的政治戏法怎能逃过她的火眼金睛，这太小儿科了，她就是搞政变起家的，那些变着花样的篡权手法她能一眼看到底，她知道改革的火力最终指向的是她这个老太婆。作为防范康有为的第一手，她迅速收回了人事大权，给改革派套上了一道紧箍咒，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捏死这些试图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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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殿里，热心变法的光绪显然准备采纳康有为的建议。但让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大失所望的是，皇帝并没有依循常例在觐见之后立即给他升官。觐见之前，康有为预期自己会成为天子近臣，最起码也会拿到一个五品以上的职衔。也许，是康有为的目标太大，反对者太多；或者，人事权已收回到太后那里，光绪皇帝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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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召见对康有为来说几乎是一无所获，他没有得到一丁点热望中的改革特权，但气馁悲观不属于康有为，他对自己的理想从来都是充满自信，他是那种想过成功想过失败，但从没想过放弃的人，无论所处的环境多么艰难，他都能满怀激情去推行自己的理想，这正是康有为个性中勇猛伟大之处。最失望、最愤怒的是他的得意大弟子梁启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愤愤不平，甚至想离开京城，卷铺盖走人算了。康有为自己都觉得他没有得到超拔有点对不起梁启超，是梁启超的那支生花妙笔使他获得声名，而他至今毫无回报。他不无凄凉地对朋友王照说：“卓如至今没有地步，我心里甚是难过。”128但幻想还是有的，因为在向皇上推荐的名单中，梁启超也是其中一个，名声赫赫的梁启超应该能够获得一次召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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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仅仅在半个月之后，来自紫禁城的福音飘然而至，皇帝要召见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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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个寓言所说的，一枚钉子毁了一个马掌，一个马掌毁了一匹战马，一匹战马毁了一次战斗，一次战斗毁了一个国家。皇帝没给康有为升官，同样也没有给梁启超升官，这实在是过于意外了。梁启超的挫折在当时的坊间传闻中充满戏剧性。召见那天，梁启超说的一口广东话，把“孝”字说成“好”字，把“高”字说成“古”字129，对于听惯了北京话的皇帝来说理解起来很费劲。因为口音问题，一次庄严的召见变成了鸡同鸭讲，皇帝在情绪上一定不畅快，召见草草收场。梁启超仅仅获得六品顶戴，比县官大那么一点点，担任新成立的译书局主管，史书上说梁“未获通籍”，也就是连公务员的身份都没有解决。因为口音的差池而前途不展，这仅仅是个适宜传播的戏剧性说法而已，梁启超参加的毕竟不是一场新闻主播的面试。我们不能认为因为光绪皇帝听不懂，心里不悦而给梁的官职连“惯例”都没有达到，因为康有为在召见中不存在口音问题，为什么也未获大用呢？不过，口音问题对梁启超来说肯定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从此以后他开始跟夫人很认真地学起了北京话。几十年后清华大学国学院里那些学生之所以能听懂他的讲学，显然与他这段时间学习北京话息息相关。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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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二人在获得觐见之后都铩羽而归，在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和他们倡导的改革凶多吉少。他们所能掌握的资源只是一两块舆论阵地而已，懊丧的梁启超眼见自己在官场无所作为，还不如转身到自己熟悉的舆论界施展才华。《时务报》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然而此刻它更像是汪康年的“孩子”。对《时务报》的争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让康梁师徒都心有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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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他们假御史宋伯鲁之手上书皇帝，建议将汪康年主持的《时务报》馆改为官报局，并由梁启超主持。谁知道，这封上书的目的旨在赶走汪康年，结果赶走的却是康有为，一道诏书将他从京城打发到上海，远离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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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光绪帝将宋伯鲁的奏折交给孙家鼐处理。孙不同意由梁启超主办《时务官报》，理由是梁启超已经奉旨办理译书局事务，不能分散精力去兼办官报。在否定掉梁启超之后，孙家鼐建议调康有为去督办官报，并对官报的管理提了一堆建议。孙家鼐提交的意见看上去光明正大、通情达理，而实际上却是调虎离山之计，将他讨厌的康有为赶出京师。这个表面上无可挑剔的意见被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做梦也不会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想给弟子谋一个实职，结果被老谋深算的孙家鼐的一番运作，将自己套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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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并不想离开京城，然而此时他只能将计就计，立即致电汪康年说奉旨办报，一切依旧。随后致函汪康年诉说苦衷，希望他能在过渡期予以配合。但汪康年根本不吃这一套，说自己是《时务报》的创办人，梁启超不过是他所聘的主笔，高级打工仔而已，梁启超凭借报纸获得名声，现在要反客为主，是何道理呢？汪康年不客气的回敬意味着改革阵营内部“同气相残”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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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年后的眼光审视，康有为主张将商办报纸收归官办本身就是一次倒退。按照他的设想，官报局不仅要收回《时务报》，各省的商业报纸也要一并拿下，统一管理。这在商业报纸刚刚发力的时代，不可能得到舆论界的支持。但是，康有为的这套官报思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来自他的党报观念。1907年，他在国民宪政会简要章程里说：“政党之权利大而且专，实为可骇。”130他预言，随着党报宣传的普及，他的党徒将会越来越多，所得的权利将不可思议。从最初的《万国公报》开始，他经手的报纸都是党报性质，凡是党报都必然有统一思想、舆论一律的内在需要。官报局的设计本身就是实现“党报思想”的一个手段。康有为一方面想通过报刊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皇权大一统的力量来达到这种宣传鼓动的目的。所以，当他大力推行官报局的时候，必然会出现“陷人自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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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有为奉旨办报，要强力收回《时务报》时，汪康年的回击尽管有歪曲事实之处（他不是《时务报》的唯一创办人），但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南北舆论界都对民间报纸逐步收归官办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对报界的戕害。即便是维新阵营的铁杆拥趸、同情康梁的张元济、叶瀚等人也无法苟同康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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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汪康年方面来说，《时务报》因为人事纠纷不断已经日趋没落，成了一块烫手山芋，他正想放手而不得，既然康有为要接手，正是求之不得。但他对康有为的用心了如指掌，面对康有为咄咄逼人的姿态，他就是不肯拱手相让，而是要尽情戏弄一番再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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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是一个实干家，他的政治能力不在康梁之下。他一方面得到来自朋辈的道义支持，另一方面他还能得到当朝大佬张之洞的奥援。他首先向张之洞提议奏请朝廷将《时务报》改为《时务杂志》继续出版。张之洞比汪康年看得更远，他提议改“时务”二字为“昌言”，在政治上紧跟光绪上谕“从实昌言”的涵义，将《时务报》改版，以《昌言报》的名义继续出版，而将《时务报》的空名留给康有为来接收。这一金蝉脱壳之计无疑比汪康年要狠辣得多。有了张之洞的授意和撑腰，汪康年依计而行，不慌不忙地将《时务报》馆门额和报头改为“昌言”二字，并广登告白，说遵奉上谕，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继续出版，原《时务报》名则留给钦差督办康有为。康有为本想夺回《时务报》，却没想到夺回的仅仅是“时务报”三个字而已，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羞辱。汪康年登出的改版告白更是将《时务报》改官报事件公开化，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而且糟糕的是几乎所有的评议都是批评康有为，同情汪康年。这让康有为颜面无存，极为尴尬恼火，他气急败坏地指责汪康年违抗朝廷旨意，要求他交出《时务报》并停止刊行《昌言报》。然而他的要求无人理睬，最终闹到光绪皇帝那里。光绪皇帝对康有为迟迟不肯出京很不感冒，现在连《时务报》改为官办一事都搞得如此缠杂不清，这让他大为生气，遂命黄遵宪路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核议电奏，毋任彼此各执意见，致使创办官报的事情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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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是《时务报》的五位创办人之一，是历次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一向看不惯汪康年的做派，由他出面查明《时务报》纠纷对康梁是最有利的。但时势比人强，等到黄遵宪9月15日才到达上海的时候，政变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他根本无需拿出一个秉公处理的方案，康有为在前往上海的路上就已经由钦差变为钦犯了。朝廷下令官报局停办，《时务报》争夺战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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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这个喜欢听昆曲《单刀赴会》的改革家，当他在海上亡命的时候，他的耳畔也许会响起悠扬的昆曲唱腔：“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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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前，海天茫茫，波凶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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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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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是在甲午战败之后，维新思潮风起云涌，鼓吹变法的报刊如雨后春笋，每年都是呈几何级数增长，并随着“百日维新”时朝廷允许民间办报达到顶点。一直在中国办学会、办报纸鼓动变法的“鬼子大人”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这个时期维新运动大有希望，他的依据之一就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三年之内，由十九家增加到七十家。”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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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短暂的春天，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运动戛然而止。在维新运动中《时务报》首先关张，尽管它已经更名为《时务官报》，但一句“莠言乱政”就把它裁撤了。10月9日，慈禧再发上谕，下令查禁报馆，访拿全国报界的报刊主笔。上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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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天津、上海、汉口等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办，以息邪说，而靖人心。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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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禧眼里，报纸是造谣的温床，斯文败类的渊薮，否则，她就不会这样一竹竿扫落一船人，要捉拿全国主笔。中国的报业刚刚还在百花齐放，被来自养心殿的凛冽寒风一吹，刹那间零落殆尽。广学会在1898年的年会报告中称：“1898年上海出版的二十三家中文报纸，现在只有十三家继续出版。在其他城市出版的十四家报纸，现在只有六家出版。”133要想存活，只有挂洋人的旗号，在自己的国家寄人篱下，像天津的《国闻报》那样。那些侥幸存活的报纸基本上噤若寒蝉，无政见、无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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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权力总是倾向于控制一切，言论首当其冲。对民众封锁和封闭信息，让他们成为一颗颗混沌的互不相干的土豆，是一个专制政权长治久安的保证。当具有强大传播功能的报纸出现以后，所有的专制统治者出于本能对报纸进行限制和查封。拿破仑掌握权力之后，将巴黎的73家报纸封了69家，仅剩4家与他保持高度一致的报纸，他非常坦率地说：“如果我松开报业的缰绳，我掌权就不会超过三个月。”慈禧扑灭报馆的理由不像拿破仑那么坦率，她先要将报纸、报人妖魔化一番，如果说有什么区别，也只是真小人和伪君子的区别。如果得不到民意的认可，他们就要强制民意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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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此时报纸已经进入中国数十年，报纸的好处人们已经渐渐体会到了，口岸城市士绅阶层的阅报习惯正在形成。窗口已经打开，想要彻底关上并不那么容易。获取信息是人类的天性，越是禁止越是能激起人们的好奇，言论控制的程度与人们的好奇心恰好形成正比。无论是书籍还是报纸，政府的禁令往往是畅销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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