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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权力总是倾向于控制一切，言论首当其冲。对民众封锁和封闭信息，让他们成为一颗颗混沌的互不相干的土豆，是一个专制政权长治久安的保证。当具有强大传播功能的报纸出现以后，所有的专制统治者出于本能对报纸进行限制和查封。拿破仑掌握权力之后，将巴黎的73家报纸封了69家，仅剩4家与他保持高度一致的报纸，他非常坦率地说：“如果我松开报业的缰绳，我掌权就不会超过三个月。”慈禧扑灭报馆的理由不像拿破仑那么坦率，她先要将报纸、报人妖魔化一番，如果说有什么区别，也只是真小人和伪君子的区别。如果得不到民意的认可，他们就要强制民意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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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此时报纸已经进入中国数十年，报纸的好处人们已经渐渐体会到了，口岸城市士绅阶层的阅报习惯正在形成。窗口已经打开，想要彻底关上并不那么容易。获取信息是人类的天性，越是禁止越是能激起人们的好奇，言论控制的程度与人们的好奇心恰好形成正比。无论是书籍还是报纸，政府的禁令往往是畅销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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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有一个慈禧的权力不能到达的堡垒，那就是国中之国——租界。在租界里，让慈禧太后憎恶的洋报纸，还在畅所欲言。1898年10月14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总主笔立德禄发表评论：“对文明来说，这道上谕真是一个罪恶”“慈禧太后是和那位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的帕丁顿夫人一样的”。134洋报纸敢“仗义执言”，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让清廷吃尽苦头的坚船利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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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专制使人嘲讽”。在肃杀的寒流当中，上海的游戏小报意外表现出报人的风骨，他们的武器就是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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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字林西报》痛批慈禧太后“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的当天，“小报鼻祖”李伯元忍无可忍，在《游戏报》以首论地位发表了署名为“海外寄愤生”的专文《责报馆主笔》。这篇文章以拥护慈禧上谕的口吻，对全国主笔兴师问罪，像一个装疯卖傻的泼辣老虔婆，咬牙切齿，穷凶极恶，蛮横无耻，丑态百出。看报纸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篇短论是老佛爷“灵魂附体”，它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老太婆的丑恶内心。所有的读者都能读得懂，但当局却不便发作，人家摆的是与大清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姿态，顶多是对上谕精神理解不准确，问不得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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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伯元，还可以补充一句，他对于维新运动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维新运动过于激烈。在他的讽刺小说《文明小史》里，他将以康、梁为原型的几个人物都描写得滑稽可笑，类同小丑。但对慈禧的倒行逆施，他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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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禁不得人心，小报报人也可以不再娱乐至死，而是转身变成了无畏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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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伯元相比，另一位小报报人显得更为“顽皮”，那就是李伯元的朋友，主持《采风报》笔政的吴趼人。吴趼人在《采风报》上以“捉康有为梁启超法”征求答案，其用意读者都心知肚明，吴却又故作认真。一时应征者踊跃，读者奉献的段子千奇百怪，滑稽无比，令人捧腹。《采风报》选出最为搞笑的办法印成小册子，随报奉送，这样的段子合集大受欢迎。不久，吴趼人又出新招，连续七次刊登《康有为被捉谣函》，颇类今天的无厘头新闻，指桑骂槐，意在搅局却以搞笑出之。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损招上海当局岂能不知，可是又无可奈何，因为这些消闲小报都栖身租界，当局投鼠忌器，一旦有事，小报就来个真的挂“洋”头卖狗肉，插面洋旗又有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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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的报禁上谕是考验报人风骨的一块试金石，在上海的大报当中，《申报》虽然身处租界，但主笔黄协埙的心与慈禧在一起跳动。该报大骂康有为“大逆不道”，说中国之局，完全败在康梁，逻辑混乱地说没有康梁就不会有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甚至替老佛爷操心，说康有为久居京城，又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今者事发而逃窜海外，纵不敢仍谋逆乱，如死灰之复燃，而凡我中国内情所向，秘密慎重者，彼（指康有为）既了然于心目，安保其不和盘托出，向外人宣露无余”135。黄协埙还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报论新体例，题目大都同一格式，即《恭读某月某日懿旨/上谕谨注其后》，懿旨来自慈禧，上谕来自光绪。这种题材的论说极为格式化，先对懿旨或上谕恭维一番，然后对其作用加以阐发和赞扬，结尾则说臣下及作者感激万分等等。到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申报》甚至喊出了“爱中国就要爱慈禧”这样荒谬的口号136，在黄协埙的主持之下，媒体成了媚体，他就是大清政府的铁杆“五毛”。读者不感冒，销量一降再降也是意想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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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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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报》的献媚相比，《时务报》的老对手《新闻报》却意外雄起。《新闻报》一向以商业报道为中心，在这个极端敏感时期，却在“国事骇闻”栏中刊出了康有为香港来函的全文。逃亡中的康有为在信中自称奉光绪密诏出国，揭露“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也”等宫廷秘闻。这位第一钦犯的信一见报，引发的震动可想而知，张之洞立即致电刘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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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见九月初五日《新闻报》国事骇闻二十六志载康有为自香港发来专函一则，狂悖凶很（狠），令人发指眦裂。……望飞速电嘱上海道，速与该报馆并领事切商，告以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嘱其万勿再为传播，并将此报迅速设法更正。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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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赶紧饬上海道与报馆和英国领事交涉。可在报馆的英国主人和英国领事看来，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对两位大清重臣的要求不予理睬，依旧刊登康梁的报道。《新闻报》在此时刊登维新派的报道一方面出于报纸喜猎奇的本性，另一方面也与英国报纸传统息息相关，英国新闻传统中有一条平衡报道原则，要求报纸公平展示双方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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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失控的报纸舆论，清廷内部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对报馆搞一刀切，只会引起舆论反弹。事实表明，慈禧的禁报令不过是一个色厉内荏的表面文章，在权力链条已经松动的天朝不可能得到切实执行，官报照常出版，有关报纸投递的优惠政策也没有取消。唯一的影响就是半年内全国没有新报刊创办。1898年11月12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对报馆采取缓和措施，以免纷纷改挂洋牌，致使监管只能徒叹无奈。16日，他又奏请免禁《农学报》、《商学报》这类倡导新学的专业报纸。平心而论，洋务派官员此时已经认识到报纸的巨大功用，都不愿担上禁报的坏名声，只是身在体制内，对慈禧的倒行逆施不能不敷衍一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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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可以被封，主笔可以入狱，但言论自由的历史大势不会为独裁者而扭曲。在信息不流通的社会，迷信和谎言就会乘虚而入。接下来，北京就成了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大师兄的表演舞台，慈禧以她不可救药的愚蠢将自己和国家一起拖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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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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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报纸挂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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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正月，《国闻报》主笔夏曾佑接到张元济的一封信，信里说“胶案议结奏稿，《国闻》登载，总署震怒严查”。夏主笔明白，就在一个礼拜前，报纸连载了《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此文虽是政府公文，但在政务不公开的当时，却将曹州教案交涉过程中朝廷在洋人面前无能无力的窘态暴露无遗，引起朝廷大佬们的愤怒。朝廷对付洋人黔驴技穷，但要整肃一份给他们脸上抹黑的报纸却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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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闻报》的危机不仅仅来自本国政府，还有虎视眈眈的俄国。因为那份奏折提到了俄国在东北修铁路、开矿的劣迹和所谓居中调停的狼子野心，并提请国人严加防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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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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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俄国人对《国闻报》虎视眈眈其实很久了。早在上一年，《国闻报》还在筹备酝酿的时候，无孔不入的俄国间谍就嗅到了味道。陆军大佐沃嘉克和副领事格罗斯闻风而动，拜访《国闻报》创办人王修植，客客气气地说目前俄清两国邦交敦睦，表示愿出钱兴办这份报纸，条件是报纸主笔由俄国人挑选。俄国人的算盘很好懂，有了报纸就能操纵舆论，侵略也需要宣传造势。俄国人的心思，王修植岂能不知，立即表示拒绝，自己办的报纸，不能成为俄国人的喉舌。因担心夜长梦多，王修植与严复商量，由二人出资，即刻发行《国闻报》。《国闻报》每日出两张，铅印，每期约万字左右，刊登时事新闻，并以社论形式，表达严复等人的政治观点及倾向，其中许多重要评论均出自严复之手。史家断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闻报》是严复一生中最重要辉煌的事业之一。”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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