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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领事所不知道的是，总督王文韶实际上是《国闻报》幕后支持者之一，该报设立时他是最早的赞助人，并通过多种途径间接加以扶持和褒奖。对于俄国领事的要求，他只是敷衍一番，绝不会同意。但有来自京师的消息说，俄国公使正在贿买御史以出面弹劾严复等人，这将迫使清政府下令关闭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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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前门有狼后门有虎。报纸要想活下去，只有找洋人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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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强援，撑洋保护伞，这本是晚清外交的法宝，此刻也成了报纸的救命稻草。此时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对日本很有好感，维新改良就是以日本为模板的。再说，日本和俄国正在明里暗里较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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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主王修植通过直隶总督衙门里的一位翻译官找到了日本领事馆，日本外交官的回答是将该报以日本人名义出版发行，就是说把报纸在名义上盘给日本人，让日本人当社长。面对封门危机，也只能挂日本旗了，毕竟生存第一。夏曾佑在写给表弟的信里不无怨愤地说：“俄人之发阻力不足为奇。可奇者，政府也。然此正所以成为今日之政府耳。”139戕害报纸的，俄人不足恨，可恨的是自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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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3月底，《国闻报》正式启用日本明治年号，西村博担任社长，日方条件之一是所载论文、新闻必须经西村博检阅，这意味着报纸不能刊登有碍日本利益的文章。这就是挂洋旗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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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后，立场多变、为人机巧的御史李盛铎出场了，他给朝廷递了折子，弹劾《国闻报》。这个李盛铎，也曾是一个趋时的人物，曾参与京师强学会活动，鼓吹变法，与康有为、梁启超交往密切，且共同筹划保国会，是保国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可是，当守旧势力开始对维新派进行反扑时，李盛铎听从荣禄劝告，以倒打一耙的方式与保国会划清界限。李盛铎在弹章中将矛头直指报纸的灵魂人物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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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华人自设报馆，本无所妨，即华人报馆，售与外人，亦无从禁阻。惟以中国官幕之学生，充外人所设报馆之翻译，于国体甚有关系，于人心亦甚有关系。可否饬下北洋大臣，查明确实。如系中国人所开，不应以外人为护符，如系日本人所开，则水师学生，无论已否离堂，均不应代为译报，二者必居一于此，固为中国所罕闻，抑且西例所必禁。应请将该学生等从严责革，并将该道严复议处，以为谬妄者戒，庶全体制而杜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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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勾串外人以挟制长官，托足洋行以侵扰利权，投身异教，以为逋逃薮者，指不胜屈。世道人心，已极可愤叹。不意以监司大员，荒谬如此；以水师学堂之紧要，玩视如此，师歼舟烬，有自来矣。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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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的攻击目标准确，有根有据，最后一句尤其狠毒，上纲上线，把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覆灭的罪过也与“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挂上钩。正如夏曾佑所说，“劾报馆一层不过陪笔，而实则劾又陵（严复）”。《国闻报》上的政论都不署名，学者考证有一半文章为严复所写，严复碍于官员身份，从不进报馆门，隐瞒与报纸的关联。光绪皇帝在召见严复时曾问他是否为《国闻报》主笔，他都含糊作答：“臣非该报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与该报登载耳。”李盛铎弹章直指严复，可以推想俄国外交人员给他提供了准确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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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办《国闻报》的事交到了军机大臣王文韶的手上。王文韶在复奏的折子里说：“道员严复素日讲求西学，偶以论说登报则有之。合股之说，即或因此而起，实未闻有勾串情事。”141王文韶说的当然是一套假话，但这套假话保全了严复，也保全了《国闻报》。一个太极推手就把李盛铎的攻击化为无形。王文韶向来被人讥为官场“琉璃蛋”，其实有些冤枉。说王文韶是维新派在直隶的保护伞并不为过，戊戌政变发生之日，严复正在北京，是王密示他离京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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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有人好办事”，不过报纸已不在中国人的名下，这让爱国心切的几个办报人心里沮丧了很久，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所幸西村博虽为名义上之馆主，但此人性情散淡，且不通中文，人在报馆但悠然物外，所以笔政一直掌握在严复、王修植、夏曾佑等人的手里，西村博对于鼓吹改革，赞扬变法的言论并无干涉。这些可视为挂洋旗的收益：在夹缝里顽强生存的一点点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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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挂洋旗，是享有言论自由多少的问题，而不挂洋旗，则是言论自由有无的问题。一部报业史，油墨斑斑的背后，有多少报人的幽愤与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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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百日维新进行之际，《国闻报》则取代了《时务报》，成了变法运动中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戊戌政变之后，《国闻报》的宗旨依然不变，当国内所有的报纸都称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为“逆犯”时，《国闻报》却在新闻标题中赞其“视死如归”。对于逃亡海外的康梁言行依然予以及时发布，对守旧派的倒行逆施痛加挞伐。清廷守旧派把挂日本旗的《国闻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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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庚子事变，义和团逢洋必反，《国闻报》因挂日本旗，成为义和团意欲捣毁的对象。在当时流行的义和团歌谣中，有一首是专门针对《国闻报》的。1900年6月4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夜间，义和团贴于天津泥城门外上的揭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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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闻报》上多谬妄，乱语胡言任意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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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谤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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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特示尔《国闻报》，此后下笔要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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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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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谣的文字还算将就，不像目不识丁的粗人所作，应该出自守旧文人的手笔。类似这样针对《国闻报》的歌谣、揭帖不止一篇，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时时都有可能冲进报社。本来，清廷一直想花钱买下报纸，图个清静，自从义和团闹起来后，谁也不提这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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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16日，《国闻报》暂时停刊。其实，停刊已经不重要了，愤懑失望的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人早已彻底脱离报社了，报纸的笔政掌握在一个汉奸文人手里，成了受贿勒索的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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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第三章 三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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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敏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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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的第二天，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客轮抵达烟台港，暂停数小时进行补给。此时，北京密电到达烟台，说光绪帝被康毒死，要立即逮捕康归案。可是，密电码在道台手里，而道台去了胶州，正在吃大餐呢，其他官员拿着电报也不知道说的啥。康有为对这道催命符自然一无所知，他在海滩上悠哉游哉地欣赏海景，买了梨子和石子。等到道台译出密电，“重庆号”已经起航多时了——康有为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后来回忆逃亡历程，数出了十一次“必死”危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创造了数次不死的神话，大概是因为“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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