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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两头不到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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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里说：“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148这句话说的是中国，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思想自画像。在流亡海外的最初几年，他也像一叶扁舟漂流海上，有两头不到岸的惶惑迷茫。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历程崎岖曲折，由保皇而革命，复由革命而归保皇，这不是华丽转身，而是自转三百六十度，别人晕，自己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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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鼓吹革命，源头还在戊戌的前一年，那时他正在长沙时务学堂。按照他自己的回忆：“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149梁启超不仅在批改学生笔记时大谈革命，还偷偷印了《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当时禁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发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其信奉者日众。这些偷印的书籍与革命派最初的宣传材料别无二致。在湖南，梁对革命不仅有宣传，还有行动，他致信湖南巡抚陈宝箴，力劝湖南自立，实行地方自治。这封充满“狂悖之言”（梁启超自语）的密信不是梁的个人行为，其主谋应是康有为。为应对当时瓜分豆剖的亡国危机，康有“腹地自立”的想法，理想之地就是湖南，他在《致赵日生书》（1901年）中吐露，“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150。守旧派攻击康梁“只保中国，不保大清”并非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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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光绪信任推行变法之前，康梁维新派备有“革命”的“先手”，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一手只是作为不得已的最下策而预备的，他们议定的最上策还是渐进改良。如果不是遇上光绪，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当走得更远，后来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顺利合流也未为可知。但是历史不容假设，他们遇上了光绪，走上了得君行道的路线，可叹的是光绪“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151。结果就有了一个变不了法也改不了制的百日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成了至死不变的保皇派，他的弟子梁启超则在新形势的刺激下，再次鼓吹起革命，成了康门中的激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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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保皇口味最重的《清议报》时期，梁启超也写过革命味十足的《破坏主义》，鼓吹“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其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他认为医治中国的药方就是在欧洲和日本屡试不爽的卢梭之《民约论》，他以极为煽情的排比句写道：“大旗觥觥，大鼓冬冬，大潮汹汹，大风蓬蓬，卷土挟浪，飞沙走石，杂以闪电，趋以万马，尚其来东。呜呼！《民约论》，尚其来东。”读起来朗朗上口，气势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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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时期，保守和激进在梁启超的心中交战，他的文章随感情而发，前后常常相互矛盾，相互抵消，让人迷惑。1901年初，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又出现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论调。昔日《时务报》的同事章太炎此时已经转移到革命阵营，他著文批驳说：“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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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思想的游移飘忽，与他的处境有很大关系。他是康党的中坚骨干，但同时又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相往还，洽谈两党合作事宜，革命党的主张不能不在他的内心产生某些共鸣，否则无合作前提。改良与革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改良受阻时，革命行情就会看涨。以梁氏的聪明他不可能看不到政变之后革命思想日渐畅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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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思潮的涨与息，决定力量实际上在清廷。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他在创刊词中说，“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计划利用《新民丛报》走目光长远的启蒙路线，对于政府一二得失，不多加评论，也不再像《清议报》那样好作灌夫骂座之语，狠批慈禧和她驭下的守旧大臣。尽管他想超脱一点，但对国内时局的变化不可能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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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后来说过，庚子之前，举国舆论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而在庚子事变之后，一般人对他们不再恶语相加，“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孙所说的有识之士，就有保皇中人。慈禧太后还銮之后，清廷仍然没有变法的诚意和决心，这引起了保皇会中很多人的痛恨，纷纷主张革命、自立，而梁启超就是其中最给力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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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时期，梁启超最有影响的当是《新民说》中的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在《论进步》一文中，他呼唤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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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早破坏者，其所破坏不可以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迟破坏者，其所破坏不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弥寡。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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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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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拟讨专制政体檄》中，他以与专制政体不共戴天的语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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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吾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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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字总是那么恣肆汪洋，痛快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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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丛报》创办同年，他又创办《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毛泽东后来说他是“以小说反党”。用小说反对当权派的源头实起自梁启超，那一时期，梁氏鼓吹革命，感情最为激昂。在《新小说报》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新中国未来记》，大胆预言将来的国号为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任大总统名罗在田（暗喻载湉），第二任大总统黄克强，居然暗合后来的革命伟人黄兴（字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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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激进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康有为屡次写信责备他，两年间函札写了几万字。梁启超态度很坚决，回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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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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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还说，就算我不说，别人还是要说，哪能禁得住呢？就是同门中人，说的比他猖狂十倍的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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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不听劝，康有为很着急，圣人一着急也相当“卖萌”，写信痛骂弟子，说“你们大谈革命，我都气得快要病死了，危在旦夕，你们再谈革命，就等着来收尸吧！”其实，康有为在1902年并无大病记录。梁启超见到这封凶信之后，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假戏真做，立即发了两通电报，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他在给徐勤的信里说：“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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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梁启超这里，革命、破坏、流血都仅仅是夺取政权、推行立宪的万不得已的手段，不是目的。就目标而言，他与革命派并无不同，革命派也是要建立一个立宪政府。但梁启超的目光更为高远一些，只要立宪，总统也可以由昔日的皇上来当。而这点差异，踩到了革命派的底线。有法国大革命流血漂杵的悲惨经验，梁启超对暴力革命的鼓吹一直心存保留，他希望他所鼓吹的革命流血最少、破坏最小，最理想的是“无流血的破坏”。这样的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实际上两边不讨好，革命派斥他是“假革命”，保皇派说他误入革命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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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对“革命”一词进行了历史语义的溯源，认为日本人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并不确切，试图用“变革”取代“革命”一词，革命的意思就是变革。通过一番绕口令式的解释，他的革命观变得缠夹不清，体现了他对暴力的矛盾心理。没有暴力不能改变中国的专制状态，而革命的惨烈又可能步法国大革命的后尘，迎来更大的独裁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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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梁启超对暴力革命都心存忌惮，他希望把暴力的烈度限制在最小。1903年，他有了一趟北美之行，在共和制的发源地走上一圈，归来后言论大变，对暴力革命的观念完全放弃，彻底关上了暴力这个潘多拉魔盒。到底是什么样刺激让他前后所执判若两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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