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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一则有关革命党的流言传到梁启超的耳朵里，加速了他的思想激荡。在他暌违多年的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等六人被租界当局逮捕。吴稚晖因与办案的俞明震有接触，因而预知机密得以出逃，但他没有将机密告知与他有隙的章太炎。此事酿成吴稚晖告密公案，争讼几十年。“苏报案”发生十多天后，梁启超在蒋观云的来信中知悉了这件事，加剧了他对革命党的失望情绪。在回信中，梁启超说：“公最后之函所论吴某事，弟初睹甚骇怵，然不怡于中者累日，然犹冀其中之或有他种曲折，欲为吴解免也。今得滨中来书，并抄寄枚叔（即章太炎，作者注）狱中书，乃知其鬼蜮手段乃至此极！”这个在当时无法说清的流言加剧了他告别革命的步伐，感情丰沛的梁启超再次悲叹：“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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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小插曲之后，梁启超来到美国华人最为集中的旧金山。这里是保皇会最早成立之地，会员有万人左右。他以旧金山的华人社会为样本进行了调查，将华人与欧美白人相比较，研究华人社会的性质及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等。研究结果是华人所长者有五点：一爱乡心甚盛，二不肯同化于外人，三义侠颇重，四冒险艰苦，五勤俭信。所短者三点：一无政治能力，二保守心太重，三无高尚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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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梁启超得出这样的结论：华人没有政治思想，缺乏自治能力。他们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享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梁启超的依据是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共和政体下，华人都不能达到文明之境，不能组织一个有秩序的华人社会，向外发展，与外族竞争。旧金山华人的文明程度较国内华人要高得多，他们尚且如此，国内华人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认为，“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今日中国”。如果强行共和政体，“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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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梁启超给康有为一封很长的信。在信中他承认老师是对的：“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163康有为的得意大弟子梁启超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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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国家论》，这是一本批判共和制度的书。梁启超一如既往用他那饱蘸感情的笔触，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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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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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4月，梁启超收到一个年轻人的信，信中附有三首诗，其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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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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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涕滂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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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自己和共和刚刚相识相知，虽然沉醉但内心清醒。你泪眼滂沱地与它分手，我与共和热恋正浓呢。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天梅。他曾经是梁的粉丝，但自此与偶像自豪地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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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梅的讽喻是一个征兆，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在往激进的革命道路上奔走，梁启超作为意见领袖的号召力将不复从前，尽管这些年轻人曾经如醉如痴地汲取过他的思想营养，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头脑风暴。但现在，他在年轻人眼里落伍了。从此他陷入了两面论战的困境，一边是清廷，一边是革命党，他像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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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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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山寨版孙文与“苏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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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梁启超彻底告别革命，重回保皇阵营。也就是在这一年，革命党在上海放了一个大炮仗，这就是惊动中外的“苏报案”。写“苏报案”的文章早已汗牛充栋，赞歌基本上都给了章太炎和邹容，这两个拜把兄弟其实并非《苏报》职员，但却成为“苏报案”的主角，原因大约在于他们被捕了，坐牢了，邹容还在牢里丢了性命，他们为革命声势的高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说“苏报案”不能不提馆主陈范，但他仿佛是个“打酱油”的，写史者总是一笔带过。而“苏报案”的发生，一位骗子亦有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忽悠，“苏报案”可能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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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还是先从馆主陈范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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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范字梦坡，出身于官宦之家，是官二代也是富二代。父亲中过举人，当过三十年的县令，他哥哥则中了进士，入选翰林。他自己走的也是传统的功名之路，只是在中了秀才之后累试不第，不得已拿钱捐班，买了一个知县的头衔。在清朝，捐班是个制度性安排，朝廷因此增加了收入，也给贪腐提供了一个方便之门，但另一方面也给一些有理想又不差钱的人提供一个政治舞台。陈范三十岁边上中了举人，无心科场，于是就去江西铅山当了县令。按理说，像陈范这样的人一直在体制内奋斗，是一个政权的中坚力量。但运行良好的政权基本能做到优胜劣汰，而腐恶的政权则是“劣币驱逐良币”，进行逆向淘汰。陈范上任后对当地民政进行整顿改革，结果得罪地方势力，上司对他也不爽。那时候各地排教风潮频起，“维稳”压力很大，很多官员都倒在教案上，连曾国藩这样的名臣都因处理教案搞得灰头土脸名声扫地。在陈范主政时，铅山县也发生了一起教案，上司以此为借口，将他弹劾革职。可见，“维稳”一直是官员的政治生命线，也是官场洗牌的好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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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陈范来到上海，宦囊里也还有点钱，就想投资搞点经营。听朋友说《苏报》要出售，正在寻找买主，此时的上海报业日趋兴旺，办报发财的不乏其人。《申报》老板美查，为创办《申报》投入股银四百两，1899年他将《申报》馆在内的各企业改组为美查（兄弟）股份公司，核计资本30万两白银，分为6000股，自行收回原本，折合股票2000股（白银十万两），乘船回国。对于陈范的办报动机，史书上流行的说法是“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就是不说办报也能赚钱的事儿。那两年，他确实有些衰，自己被革职，哥哥因为同情维新变法被囚，痛恨官场腐败也在情理之中。但一个人决定做一件事，动机可以是多重的，赚钱和主持清议未必就那么矛盾。“苏报案”的当事人之一章士钊回忆说：“陈范梦坡以江西退职州县官求息壤于上海，因买收此报，继续营业。……未必有醉心革命，遒人木铎之坚决意志也。”165政治理想可以有，但能赚钱岂不更好，难道为实现救国救民，一定要悲情才算高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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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范这样的传统士子能投身报业，说明他在思想上很趋时，那时候的报业是新兴产业，和20世纪90年代的IT业差不多。陈范接办《苏报》以后，为了节约成本，用的全是自家人。曾经造访过《苏报》馆的包天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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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苏报是怎样的呢？说来真是寒伧得很，开设在英租界棋盘街一家楼下，统共只有一大间，用玻璃窗分隔成前后两间。前半间有两张大写字台，陈梦坡与他的公子对面而坐，他自己写写论说，他的公子则发新闻，有时他的女公子也来报馆，在这写字台打横而坐。她是一位女诗家，在报上编些诗词小品之类，所以他们是合家欢，不另请什么编辑记者的。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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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上海的报界竞争激烈，稿源和销售是报纸的生命线，《苏报》在这两方面都面临困境，有倒闭风险。一份市场化的报纸要想生存壮大，必须紧随时代风潮。自从举家搬迁上海之后，发生在上海的一连串大事件都能看到陈范的身影。1902年11月，上海发生学界风潮，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等人收容南洋公学的退学学生成立爱国学社，而陈范是中国教育会评议员，《苏报》遂成为师生发表言论的园地。当时，一般的报纸还不敢像《苏报》这样胆大，《苏报》尝到了甜头，销量出现攀升势头。陈范更进一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将各地学堂中的腐败黑暗现象公之于众，赞扬师生们的抗争。这样的言论倾向抓住了学生们的心理，他们是购报读报的主体，抓住学生等于抓住了市场，《苏报》销量直线飙升，俨然成为上海有竞争力的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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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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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敢于特立独行，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藏身租界，为朝廷权力所不能达到。租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作用复杂万状、难以总结。它是流氓土匪的麕集地，也是革命者的藏身所；它是强盗欺凌的产物，但它又是文明的窗口。“厕身”租界的《苏报》尝到了大胆放言的甜头，也让馆主陈范放松了警惕，但他不知道朝廷也可以“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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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报》的发展壮大，人手明显不够，陈范看上了常给《苏报》投稿的章士钊，聘他为《苏报》主笔，据说也有招他为女婿的念头，继续其“合家欢”式办报模式。一心鼓吹排满反康的章士钊甫一上任，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矛头直指清政府中的满族大吏。第二天一早，陈范拿着报纸，急急惶惶找到章士钊，章士钊还在隆中高卧呢。陈范对章士钊说这样言论太猖狂，要自取灭亡的。睡眼惺忪的章士钊很难堪，对着墙壁没话说，陈范也只好隐忍退去了。章士钊坐在床上作激烈的思想斗争，“助人为理，覆人之产，不祥”，可是不能鼓吹革命，做主笔又有什么意思，干脆还是走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