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69928
1704869929
如此激烈地反对政府，任何一个正常的政权大约都不能容忍，区别在于被清廷抓住了要凌迟，搁西方只会坐几年牢，罪轻罪重而已。刚刚发生的沈荩案让西方社会看到了大清司法的野蛮、残暴171，与西方的司法文明格格不入，这也是后来租界工部局强硬拒绝引渡章、邹二人的原因之一。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残暴地扼杀了《苏报》，显然这是无视“苏报案”的审理是严格按照现代法庭程序进行的，全程公开，无刑讯逼供，引进律师辩护，甚至为穷迫的章、邹提供法律援助。“苏报案”的审判无论从哪个方面考察，对促进中国社会司法转型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另一方面，清政府的行动也并非没有一点合法性，难道只有对那些鼓吹革命暴力、煽动杀人复仇的言论视而不见，才符合一些史学家的心意？
1704869930
1704869931
其实对于《苏报》被封，章士钊等人并不意外，他们的目的就在于“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所得发踪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172，说白了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针对清廷的自杀式的舆论袭击。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苏报案”发，西捕临门，章太炎这个疯子居然不避不逃，主动受捕。蒋维乔在《章太炎先生轶事》里说，邹容本来从后门溜走了，章太炎却写信叫他回来自首，第二天，邹容才去自首。当时的上海各报都说太炎犯蠢，他却说你看将来“铜像巍峨耸立云表”的人是谁。结果，他没死，小弟邹容瘐死狱中。后来史书只说邹容坦然自首，不说章太炎狱中作函令其自行投到，可能是担心历史说细了有损大将军邹容的崇高形象吧。
1704869932
1704869933
“苏报案”中，章太炎确有求死之心，清廷一旦引渡成功，势必凌迟处死。但客观地说，章太炎是“苏报案”的最大受益者，虽然他并不想。租界的治外法权让他生命无虞，小弟邹容瘐死也多少改善了他在狱中的处境，他的工作后被调整为给难友分饭，因而那些难友都拼命巴结他。章太炎在狱中待一天，大清政府就会躁一天，因此他就是在狱中睡觉，也是在为革命作贡献。三年牢坐下来，一个革命家名士也就炼成了。
1704869934
1704869935
后来的革命史写作，对章、邹二人大唱赞歌，认为“苏报案”对清廷的杀伤力不比一次起义差。但在新闻史叙事中，将革命逻辑与新闻逻辑混同，新闻史叙事也跟着革命化了，这就很不妥当了。且不说《苏报》本身有为特定群体代言的弊病，离社会公器这一公认的媒体定位相距甚远；单就它在与保皇派论辩中所表现出的恶劣辩风就给后来的论战开了个坏头，流毒深远。
1704869936
1704869937
这次论战的主角是康有为、章太炎，革命派一方的舆论阵地就是《苏报》。论战中章太炎最有分量的文章就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放在革命史上，这篇文章是革命党的战斗檄文，是一篇光辉的革命文献。文章在理论上，从清朝的封建统治和种族迫害说到革命的必要，对康有为的改良理论进行了系统批驳，笔锋凌厉，气势逼人。但作为新闻史上的一篇政论文章，可供挑刺的地方颇多。理论批判，原本重在以理服人，言必有据，不搞含沙射影，不贬低对手人格，不作无端猜测。今日若细读此雄文，则发现其被引用最多、传诵最广的名句居然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句话骂皇帝很过瘾，但理论价值为零，且有人身攻击之嫌。当时的黄遵宪就说“章、邹诸君之舍命而口革有类儿戏，又泰西诸国之所未闻也”173，显然看不上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骂人语句。
1704869938
1704869939
章氏此篇政论雄文最大的败笔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处处揣测对手的动机，搞“原心问罪”那一套，并以此作为批驳的标靶，极尽丑化之能事。这种辩论方式与自己树靶子自己射没有区别，不从对手已有的言行上进行分析，作有的放矢的批驳，不可能让对手和读者真正服气。他说光绪帝发动变法的动机是怕慈禧废掉他的帝位，“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将光绪变法理想主义的光辉一面全部抽掉，只剩下赤裸裸的争权固位；又说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瞑瞒于富贵利禄”，“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174，康铁杆保皇，反对革命，是因为“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这种诋毁人格的文风，就是想辩也难以措辞。任何辩论其实都有一个双方公认的前提在，没有这个前提，只会流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死缠烂打，一地鸡毛。
1704869940
1704869941
“苏报案”之后，革命派报纸都以《苏报》为标杆，报纸评论重在以理服人的一面让位于鼓动民气，就像章士钊说的“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175。媒体伦理底线被当成斑马线穿越。可是在革命就是正义的眩惑下，需要恪守的媒体规则很少有人坚持。后来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辩论文风，沿袭的也是章太炎的那个路数，人格轰炸重于说事拉理。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全面论战中，“愤清”小将们个个都是克隆出来的小“章太炎”，将章的文风发扬光大到章氏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的地步。
1704869942
1704869943
1704869944
1704869945
1704869947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革命派的辩论风度
1704869948
1704869949
自从保皇与革命两派合作无望之后，零星的笔战一直在开打，1905年，大决战拉开序幕。那一年，是清廷、保皇党、革命党三大势力形成“鼎立”之势的真正转折点。
1704869950
1704869951
其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慈禧太后的面前摆着两份奏折，一份是说，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内部大乱，民众纷纷要求立宪；另一份是说，在日本东京，孙文已将多个乱党会社合并成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慈禧问张之洞如何平息革命。张之洞答：只需立宪，革命自然平息。慈禧太后点点头，决定下诏立宪。在亲手扼杀维新6年后，慈禧不得不接受维新的逻辑，侩子手摇身一变成为旗手。
1704869952
1704869953
大清下诏立宪，这是保皇派的福音，支持改良的报刊一片颂扬之声。但对革命党来说，却是噩耗，也意味着动手的时刻到了。作为立宪的重要步骤，首先是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还未走出京师，便遇上了安徽桐城人吴樾的一枚炸弹，这枚炸弹不仅把吴樾自己炸得血肉模糊，也把考察宪政的脚步炸停了。革命党很清楚，立宪是一个釜底抽薪的狠招，让革命党的存在毫无理由，为了革命具有正当性，必须狙击立宪。此时，革命党人全然忘记了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行宪政。
1704869954
1704869955
五大臣出洋的脚步停了，在日本，一场舆论战也开打了。1905年年底，在东京创办的《民报》出版到第三期，即对梁启超下战书，就中国的存亡问题展开论战。议题包括清王朝的性质、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国民素质、土地革命、革命会不会引起列强干涉导致瓜分之祸等。这些议题不乏学理和法理上的价值，双方的论战对于唤醒国民也有极大好处。但论战的焦点还是要不要革命排满的问题。革命派说，只有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才能共和立宪，开出的公式为：革命、共和、立宪。梁启超则说，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动乱，平息动乱会带来变本加厉的专制，所以革命不能带来共和，只会得到专制。梁启超等人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1704869956
1704869957
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发现，两派在目标远景上都是建立立宪民主政府，区别仅在于手段和方法不同。但双方摆出的都是一副有你无我的架势，革命党声称：“本党各报所以集中全力抨击保皇者，盖当时为本党革命宣传之梗者，保皇党甚于清廷，非以言论战胜保皇，则宣传无由得力也。”176改良派也认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177。这就决定了这场论战根本不是在讨论真理、寻求共识，而是如何在舆论上斗垮对方，赢得群众。
1704869958
1704869959
法国学者勒庞在讨论宗教革命时有这样的断语：“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不宽容，比起那些差距很大、互不熟悉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不宽容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178这句断语对同是追求立宪而手段各异的革命派和保皇派来说同样适用。
1704869960
1704869961
这场论战双方的阵营极不对称。保皇党这边几乎是梁启超一个人在战斗，革命派参与论战的人数很多，几乎是全党总动员，当然主角只是那么几位，汪精卫、胡汉民是前锋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是侧翼，孙中山则是教练，进行幕后部署，有些文章是直接按照孙的口授纲要而写。在孙的指挥下，几位基本上不到三十岁的革命小将轮番上阵，挑战“言论界骄子”梁启超。
1704869962
1704869963
在检索当时革命派所写文章时，有一个发现让人迷惑：当时的《民报》主编，学问极大、笔锋犀利的章太炎只写了两篇文章，而且都是学术商榷性质的。这和他在革命阵营中头号笔杆子的地位很不相称。疯子章太炎怎么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论战中摆了个君子范儿呢？胡汉民在他的自传里说：“章炳麟由沪狱出，至日本，《民报》已刊行半年，余让编辑事于章。精卫与余等已足制胜保皇党有余，故章炳麟未尝加入论战。”179胡汉民的自言自语是个大牛皮，章炳麟没有加入论战其实另有原因，查他的自编年谱即可发现他对论战有着不同的看法：“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180原来他并不认同胡、汪的文风，情愿在一旁为二人纠偏，也不愿添柴加火。连有骂人前科的章太炎都看不惯自己人的文风，可见革命派小将的那些战斗文章看点不在以理服人。章太炎看到了辩论双方风度的不当，但他没有去反思他是这种战斗手法的滥觞者。他更没有想到，暴力语言也是有加速度的，1912年，革命小将戴天仇将这种革命文风发展到极致，24个字的短论“杀”字连篇：“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他也名列被“杀”之列，他真应该为之三思。
1704869964
1704869965
章炳麟对胡、汪的文章评价为“辞近诟谇”，但因为是自己人，这个问题不能细说，自编年谱里也就没费笔墨给出具体证据，但只要查查历史资料，即可知章氏所言不虚。汪精卫的雄文《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未曾开口，就将对手鉴定为“无耻”，这种出言不逊大泼污水的文章有什么道理可讲？在另一篇雄文里，汪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直接给梁启超扣上“汉奸”的帽子，这顶帽子当然无需论证，也没法论证。只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汪精卫本人后来成了一个无法翻案的大汉奸，连民族大义的底线都没守住。胡汉民原名胡衍鸿，论战时以“汉民”、“辩奸”、“民意”作笔名，论战后即以笔名作本名，“姓名革命化”在那时很流行。他在论战中不管有理无理，都要摆一个我是大汉英豪、你是满奴国贼的正义姿态，他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为自己沽名钓誉，骂梁启超思想上反复是“出尔反尔”的“反复小人”，以人身攻击为能事。刘光汉原名刘师培，参加革命后在“姓名革命化”的潮流中改名光汉，他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居然从史籍中“考证”出满洲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开了学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先河。这个考证出满洲是“外夷”“敌国”的大学者后来背叛革命，投到满人端方门下，不知他在投效端方时对自己的考证成果作何感想。
1704869966
1704869967
汪、胡、刘等人虽然文风不佳，但还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阶段。胡汉民吹嘘说他和汪精卫联手就能把保皇党打趴了。其实，他们俩加一起根本不是梁启超的对手。两派论战，本来都该在笔墨上下功夫，就算是骂街也还算“文攻”之一种，只是风度稍差而已，但革命党所长在行动、在暴力，论辩无效，便棍棒上场，“文攻”变“武卫”，风度就更等而下之了。革命党人说自己在论战中战胜保皇派，其实棍棒亦有贡献，不全是嘴上功夫。
1704869968
1704869969
操棍棒上场的是革命阵营中打架高手张继。这个燕赵大汉曾与陈独秀和邹容等人亲密合作，找了个桃色绯闻，剪了留学监督姚某人的辫子，留下过光荣的革命战史。1907年10月，由梁启超领衔的政闻社成立大会在锦辉馆召开，梁启超登台演讲，听者甚众。张继先是扮成听众，听到梁宣讲光绪皇帝时便大呼“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跳上台去，举起枣木杖一通暴打，“于是平刚、陶成章、夏重民、马伯援等四百余人齐声喝打，簇拥向前，梁启超跳自楼曲旋转而堕（作者注：原文如此，应是指在楼梯拐弯处掉了下来），或以木屐掷之，中颊”181。此后，每逢保皇党开会，张继不知便罢，知道了就提着枣木杖上场。保皇党虽然人多，但都不擅长打架，看到张继来了都为之胆寒，一来二去，声势还真给打下去了。既然棒喝比辩论管用，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有样学样，保皇党徐勤在新加坡演讲，逃得不快，生生挨了一顿好揍，揍得他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这些有辱斯文的事情，后来在革命党的历史叙事里，都被传为佳话。在革命党人看来，只要政治正确，暴力似乎不算什么。
1704869970
1704869971
这场论战前后进行了十五个月。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希望革命党停止与立宪派争斗，你预备你的革命，我预备我的立宪，不要互相妨碍。他甚至说，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可以两不耽误；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1906年11月，他委托好友徐佛苏前往游说《民报》主编章太炎，又拜访宋教仁，说梁“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182。宋教仁将此番话告知孙中山与胡汉民，但两人皆不以为然。因政见迥异，两派论战依旧。
1704869972
1704869973
1907年8月，《新民丛报》因长期不能定期出刊，已失去期刊的意义，宣布停刊，两派论战划上句号。革命派声势经由论战而高涨，《新民丛报》停刊，意味着保皇派主动偃旗息鼓。在革命派看来，他们大获全胜。
1704869974
1704869975
1704869976
1704869977
[
上一页 ]
[ :1.70486992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