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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革命”取得了合法性，也就意味着暴力成为合乎道德的选择。暴力的特点在于残酷、血腥、无底线，凡是有益于革命的，都不妨大胆行之。暗杀——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合乎自然地成为尚处边缘的革命派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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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鼓吹暗杀，源于革命的“策源地”日本。1903年5月，留日学生中出版的《湖北学生界》中有文章说：“牺牲一身，以除巨蠹，此仁人君子大丈夫之所为。其风最盛于日本，而现今之俄罗斯尤神出鬼没，毒人莫测，酿成大恐怖时代。其秘密法将遍传于中国志士。”这可能是最早鼓吹暗杀的报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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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首举“暗杀”大旗的当属《苏报》。1903年6月初，该报连续刊登章士钊所作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文章说“革命党”是清廷所制造的，这和后来梁启超的观点一致。文章以革命党的口吻直接与清廷对话，其措辞之激烈前所未见，甚至以俄国“虚无党”之刺杀为例，恐吓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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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等亦知俄国有所谓虚无党者乎？公等不读世界史，固无从而知之，吾今言之，公等谅未有不心悬而胆吊者。盖虚无党之性质，专以暗杀为事，一杀不得而再杀，再杀不得而三杀，以第一专制之俄国，第一专制皇帝之亚历山第二，卒以八次而刺死于车中，其他俄国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贪官婪吏，几于无日不摘其头数颗，而虚无党之势力亦浸盛。虚无党之所以盛者，非虚无党之自能盛也，有所以盛之者也。所以盛之者，即在俄国专制政府日捕虚无党而杀之之故。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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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章士钊再接再厉，刊出题为《杀人主义》的文章，文章开篇即说：“吾闻一世纪必有一新主义出现于世，今吾哓哓号于众曰杀人主义，得非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乎！”22岁的章士钊在文中流布的种族情绪、反满态度和嗜血热忱，让他自己日后都为之胆寒，他号召民众复仇，对满人要斩草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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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之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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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嗜血，今日读来，仍然使人心惊肉跳：“物各有主，冤各有头，百喙同声，群欲冲仇人之胸而甘心焉。数世沉冤，一旦昭雪，将来幸福，试问刀环，杀尽胡儿方罢手，快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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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知之甚详，这种视野，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并不多见，如此，其嗜血情状则更显出一种巨大的时代遗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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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革命的论调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并没有多大的市场，作为社会中坚的士绅阶层还在观望，他们对朝廷改良失望但没有绝望。真正鼓吹暗杀的激进知识分子都是像章士钊、刘师培那样的二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热血当头但政治理论修养有限，也无政治方面的实践经验，只凭一些西学皮毛来考虑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急功近利的暗杀鼓吹，锁定的读者对象只能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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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个年代，最容易点燃年轻人热情的往往是时尚。希特勒为了吸引年轻人投身军营，下令将军装设计成最时髦、最帅气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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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派的报刊中，为鼓动暗杀也以时尚相号召，刺客被他们吹捧为最值得效仿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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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道人”林白水在《中国白话报》上登载《论刺客的教育》，说当刺客是最容易见效，且成本最低，“第一不要多花钱”；“第二不要多联团体”；“第三不至惹外国人干涉”；“第四不至扰累地方多杀人命”；“第五杀一可以儆百”。他还将欧洲各国大英雄、大豪杰的暗杀名言，并各国著名刺客的姓名列在后头，又把近二十多年来各国刺客所杀的皇帝、宰相等进行列表，以证明刺杀最容易出成果。林白水最后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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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等事件，是现在外国顶时髦顶通行的了。唉！你们蓄刘海发，剪辫子，戴草帽，穿皮鞋，吃香烟，挂金丝眼镜，都晓得学时髦，我劝你这刺客也是当今顶时髦的事体，倒要学一学啊！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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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派主办的报刊上，以各种方式鼓吹暗杀的文字几乎是遍地开花，台湾学者陈孟坚研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发现，《民报》对鼓吹暗杀亦格外热衷，所载图画中，暗杀主题占到22.67%，而在讨论革命手段的文章中，鼓吹暗杀的占到21.65%。《民报》因刊载吴樾的详细介绍暗杀的方法、手段和步骤的长文《暗杀时代》，被日本警察厅以“激扬暗杀”为由禁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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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要问，暗杀这种恐怖手段为何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潮？学界给出远因和近因两个说法。远因指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游侠传统，而近因则是弥漫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在我看来，20世纪初年，激烈是一种广为流行的社会情绪，不分革命派还是改良派。作为极端手段的暗杀，革命派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改良派则在背地里悄悄地进行。不同的是，革命党人都是自己动手，而改良派则是雇凶杀人。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对“供养豪杰之士”提出质疑，说这几年钱花了不少，真动手的没有。“今之供养豪杰，若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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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激烈成为一种流行情绪，即便柔弱女子往往也会看轻生死。革命女杰在报中宣扬暗杀并不足怪。让人惊悚的是当时一位叫惠兴的女子。惠兴一心想开办学堂，倡导启蒙教育，按理说她应有很大的耐心，通过兴办教育，一步一步地推动社会前进，但她选择的却也是一种激烈的方式。她在一手草创的学校开学那天登坛演说，居然说着说着，拔出利刃从膀子上割下一块肉来，顿时鲜血直流，她面不改色地说：“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声称学校如果办不下去，就要用她的身子殉这学校。没多久，学校经费紧张，她写了一封上某当道的信和遗书，吞食鸦片自尽。这种激烈而富有戏剧化的自戕，“除了说明她刚强的个性外，也未尝不能让我们看出这个时代激荡、理想和迥异寻常的特质。”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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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脉贲张、情绪极端的社会氛围下，报纸鼓吹暗杀看上去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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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人张君劢有言：“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报纸鼓吹暗杀就属于此类，也只有在激进主义大行其道，革命成为“无理由之宗教”的时候，这样杀气淋漓的文字才能堂皇出现于报端。革命的大帽子完全遮蔽了新闻伦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革命风气大张的时期也是新闻史上的疯癫时期。报刊不惜以制造假新闻的方式煽动暴力情绪，这些在革命的正义性不容置疑的年代，往往被视为值得赞美的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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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宣传的效果无疑是惊人的，当时十四岁的浙江少年陈训恩（即陈布雷），因为喜读革命报刊，与小伙伴们也在家中组一覆满同志社，辟一密室，请画师画了一张黄帝像挂在室中，相率礼拜之，甚至还有模有样地练习革命演说。俄国有刺杀沙皇的女杰苏菲亚，陈训恩认为他的家乡也应该有一个苏菲亚，于是他便以他的表妹作为培养对象，教她认字，竭力怂恿她到上海爱国女校读书，而且此事居然办成了。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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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频频发生的暗杀事件，造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恐怖效果，让清廷官员胆战心惊。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诸大臣如惊弓之鸟，谈革命党色变，各提戒心。有一回，端方在金陵，提学使陈伯陶以事进谒。时天气燥热，陈俯身向靴囊取折扇，端方惊起，大叫：“子励（陈字），你想干什么？”陈抽扇出，徐徐说道：“我拿扇子取凉，帅座何必如此惶恐？”端方满脸通红地坐下，不能出一词，可见其内心惊慌。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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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民国初年，报纸上依然充斥一片暴戾的喊打喊杀之声，黑枪既可以对付敌人，也可以对付自己人。宋教仁、陶成章、黄远生、陈其美无一不死于党派黑枪，流毒深远，为始作俑者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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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呈现真相的新闻，如果言论不能平衡，如果理性输给激情，那么，革命不过是将一枚残破的硬币翻过来，还是一枚残破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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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第四章 报纸在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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