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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堕入报界的也不乏名门之后、世家子弟。像袁枚的孙子袁祖志曾经当过县令，后来官没了，不得已混迹报界，月薪20元，到了夏天，连买一件布大褂的钱都拿不出，只能穿一布短衫，拿把大芭蕉扇，在大马路上摇曳以行，吃饭也只能进街头的苍蝇馆子，混个饭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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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迹报界的还有一些写入文学史的小说家。如小报鼻祖李伯元，有一年除夕之夜，讨债者盈门，李只好躲进小楼里与朋友喝酒联句，聊以解愁。李伯元缠绵病榻时还欠好友吴趼人不少钱，向吴道歉，侠肝义胆的吴趼人当即撕毁借据，还把身上仅有的二十元拿了出来。吴趼人活着的时候也是名噪一时的小说家和报人，然而过日子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要靠朋友接济方能度日。吴研人死的时候身边只有区区两元，不能成殓，也是靠朋友捐助方才入土为安。今天，一个知名报人加畅销书作家会有这样凄凉的经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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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职业不能养活从业者，其社会地位可想而知，反过来，这种职业也难以吸引社会优秀分子加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当时寄身报馆的，多是只取得低级功名的文人，像蒋芷湘那样取得举人身份的可谓凤毛麟角，而几十年后像黄远生那样以进士身份，放着官位不做而去办报纸，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脑残之举。虽然说不能以功名来断定一个人的实际素质，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一种职业如果没有较高功名的精英人士加入，这个行业的整体素质也不可能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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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连锁反应，报人整体素质的不高也制约了报纸自身的品质。张之洞在推广《时务报》的时候，顺手评价了一下当时中国报界：“其始皆出自洋商牟利，故于事之是非虚实，不免失真，且所录多齐语郢说，无关宏远，宜为士大夫所不屑道。”205如果说张之洞的评论代表了官方的一种看法，那么《申报》主笔黄协埙的批评则代表了报界自身的一种观点，他痛斥当时上海报纸言论“纯驳不一，信口雌黄，好恶从心。笔锋妄逞以及杂以委巷不经之语，满纸榛芜，轻薄文人好谈闺阃”206。当时报界的记者（当时称访员或访事人）多系兼职，社会地位低，采访水平也差，他们的新闻也多是从会审公廨抄来，或者把道听途说、街头巷议之事凑成新闻，以混口饭吃，如《申报》1895年2月1日宜春访事人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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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年来欠某乙钱二千数百文，乙屡索之，不面。一日遇甲于途，两相争论，乙欲剥其衣，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幸甲友到来，从中说合，限日为偿，乙始订约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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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新闻连“5个W”的基本要素无一具备，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凭空虚构，这样的新闻也能登上版面，可见当时的一些编辑、访员还不具备新闻采访、写作的基本素养。而这种要素不全的新闻在报纸上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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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腐败最恶者当属敲诈横行，黄协埙曾这样描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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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潜通则登诸雪岭，于求不遂遂下墨池。甚至发人阴私，索人瘢垢籍端要挟，百计倾排，使人惩之不可惩，辩之不可辩，不得已赂以重贿，以期掩饰弥绝。其下也者，于青楼曲巷之中亦复任意敲诈，而当道者更无论已。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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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道者被敲诈确实有，王文韶在直隶总督任上，大沽的驻军因逛窑子争风吃醋而发生内讧，两方拿出枪弹差点火拼，冯玉祥后来回忆说：“这件荒唐事闹了出来，当地的报馆——那时初有报纸，办报的人往往藉此为要挟图财的工具——觉得有生意可做，就声言要把事情起稿发刊；直隶总督王文韶以此事太碍体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报馆疏通，结果是送报馆二千两银子了事。”208更有甚者，有些记者连和尚都敲诈，《新闻报》两位记者曾持新闻稿向一位主持索诈一百元，谁知这位方外高僧还价五十元，又设计将新闻稿诱骗到手，到上海县衙告状，两位记者最后被捉将官里去。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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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被新闻史家视为中国报纸宝贵传统的“头版论说”，其实在很多时候也流于八股腔调，老报人包天笑回忆他小时候的读报经历时就说：“那时的报纸，也像现代报纸一般，每天必有一篇论说，是文言的，这些论说，我简直不大喜欢看，一般的论调，一般的篇幅，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因为当时的报纸没有标点，他的一位老师要求他每天对报纸上的评论加以圈点，以提高文字功底，但他的一位表叔却不赞成，理由是“这些报馆八股，成为一种陈腔滥调，学了它，使你一辈子跳不出它的圈子”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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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报纸，看新闻都是鸡毛蒜皮，看评论了无新意，在尚无阅报风气的时代被人视为可有可无的休闲读物也是自然的。所以社会上“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为子弟勖者”大有人在。愿意读报纸的，除了在华洋人洋商，就是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家庭，写《上海闲话》的姚公鹤小时候常读报纸，那是因为他有一位族伯曾跟随郭嵩焘出使英法，在西方世界待了三年，体会到了读报的好处，回国以后才在家族私塾中大力劝导，说读新闻纸可以通晓时事。公鹤的父亲听从了这个建议才在家塾中订了《申报》，而此举让乡邻们骇怪不已，传为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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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杨乃武案”中被忽略的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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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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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名列“清末四大奇案”，若详述杨案，非数万字难以说清，只能对此案的大致脉络概略言之：1873年（同治十二年）10月，浙江余杭县民葛品莲突发寒热，其妻毕秀姑买中药让其煎服，但无济于事，葛很快气绝身亡。死者母亲怀疑儿子是被人谋杀，到县衙告状，要求验尸。知县刘锡彤接案后带仵作来到葛家。仵作验尸后报告说：有中毒迹象。刘锡彤即将毕秀姑押回县衙，第一天审问并无结果。在当地，毕秀姑与新科举人杨乃武有染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很多人怀疑葛品莲暴死与杨有牵连。刘锡彤与杨乃武素有嫌隙，此案正是收拾杨的良机。次日再审，刘锡彤对毕秀姑动刑逼供，一连三拶（挟手指的刑具）。弱女子毕秀姑受不了如此大刑，被迫招供，诬称与杨乃武通奸，合谋下砒霜谋杀亲夫。杨乃武卷入此案，符合当地人的联想。原来葛品莲一家曾租住杨乃武家的后屋一间，不久，颇有姿色的葛毕氏与杨乃武传出绯闻，葛品莲曾暗中侦察，试图捉奸，但仅听见杨教其妻读书识字。为避嫌，葛家迁出杨家，但绯闻已经传得满城皆知。杨乃武被拘后，刘锡彤先申请上司褫夺其举人身份，然后对其重刑逼供，杨被迫诬服。为坐实罪名，刘锡彤诱迫药店老板作伪证，说杨乃武在他手里买过砒霜。杭州知府据刘锡彤呈递的验尸结果和审讯情况判决杨乃武论斩、葛毕氏凌迟处死。清代的死刑案件是五审复核制，在复核过程中，杨乃武屡屡翻供，都未能扭转定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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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昭雪的几率向来都是极低的，《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曾记录过杨乃武案，他在一封私人信札中写道：“慈铭每见邸钞所传各省京控之狱，有独鞫原告百余次而不传被告者；有一家十余人尽死非命，而上控之人死于辇下者；其它也盈千累百，无一平反。虽台臣亦屡言之，而积习牢不可破。”211基于当时普遍的社会现实，杨乃武也曾死心，不想因越级上访连累家人，劝他们“死了这条心”，只想在秋决之前和家人多见几次面。但他的家人意志坚定，带着他的亲笔供词到都察院鸣冤。此时杨乃武案经过报纸的接连报道，百姓议论纷纷，京师为之震动，慈禧太后亲自过问此案，下旨派浙江学政胡瑞澜审办，胡在结案报告中称：“此案原拟罪名，查核并无出入。”这一结论引发在京浙籍部分官员和绅士不满，他们联名上书都察院，几位言官还迭上奏章，予以激烈抨击。清廷乃命刑部直接插手，于1877年春开棺验尸，验明葛品莲尸骨无中毒迹象，确实是因病而亡。冤案至此平反，先后审理此案的官员均遭重罚，如浙江巡抚和复审的浙江学政均被革职，余杭县令刘锡彤则被流放充军，而且不准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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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轰动朝野的大案，历时四年，三次上控，才得以昭雪，在当时属于罕见。百余年来，对此案的评说不绝于缕，人们从各种角度探讨冤案昭雪的原因和其中的有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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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有意味的是，杨乃武本人在大难不死之后专程前往上海望平街，登门叩谢《申报》馆。那么，《申报》对此案到底做了怎样的报道，于杨案的平反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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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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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首次报道杨案是在1874年1月6日。此时距杨乃武被拘捕的日子也不过才一个月又七天，距一审判决仅十二天。在通讯发达的今天，早已失去了关注热度，但在报业草创、交通不便的时代，这样的速度算是比较及时的了。第一篇报道的标题为《记禹航某生因奸谋命细情》，全文长达五六百字，这在当时是一篇比较长的报道。标题中的“禹航”谐音余杭，“某生”指的就是杨乃武。内容详细描写风流书生与不守妇道的女子如何勾搭成奸，又如何合谋毒死亲夫，所述都是官方的一面之辞和散布于市井的流言蜚语。这样富有猎奇色彩的写法显然着眼于“艳闻传奇”，以迎合市民趣味。《申报》的处理手法是商业报纸追求世俗化的一贯路数，热衷于刊登奇闻、异闻、艳闻，当时有人给报馆投寄《申报赋》加以讽刺，以“小偷流氓，鄙道贫僧，恶少摸乳，老翁献臀，某甲某乙，为隐其人”概括《申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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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申报》在第一次报道杨乃武案是有偏差的，但一份商业报纸要想吸引和维系读者，在同业竞争中获胜，必然要求主事者视确切的新闻、公正的评论为立报之本。在后续的杨案报道中，《申报》进行了自我调整。数日之后，该报接连三天对案情提出质疑，披露了县府审案过程中案犯遭刑讯逼供和复审时翻供的敏感情节。此后，《申报》对杨案追踪报道了三年又四个月，发表报道、评论近80篇，在《申报》发行覆盖的沪、杭和江南一带极具轰动效果，而连续报道本身也带动了报纸发行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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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杨案的猎奇报道开始，到对案情疑点大胆质疑，《申报》对新闻的处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与现代新闻理念契合，为世人展示了报纸这个新角色的清新形象。其中对新闻报道的均衡处理手法让人耳目一新：不仅刊发自家编辑撰写的评论，也接受社会各界的自由来稿，展示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申报》的读者不仅能看到很多批评、质疑官方的言论，也能看到站在官方立场进行的辩白。这种客观、独立、开放的态度，在国人的阅读视野里前所未见，也非常符合弥尔顿提出的“观点的自由市场”这一新闻自由主义的经典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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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评论上不偏不倚的态度，另一方面《申报》执著地追寻事件真相。其中，极富时代意义的是《申报》不吝篇幅，分两次全文连载杨乃武在狱中所写的“二次叩阍（宫门）原呈底稿”。要知道在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张贴匿名揭帖都属违法，这样直接控诉官府的上告状能一字不漏地在报纸上全文照登，闹得举国皆知，在当时确属令人振聋发聩之举。这份申诉状是《申报》派专人到余杭杨乃武家中要来的，据学者考证，杨乃武在狱中曾写过多份申诉状，但仅有《申报》刊登的“二次叩阍原呈底稿”传世。此稿由杨乃武写于1874年8月，当年9月20日呈递。10月，都察院为此上奏请旨，其奏折刊登于《邸报》。《申报》转载时，发现详细冤情已被删去。《申报》转载按语称“此叩阍呈底……都院奏稿已全行删去，并不提及，不知何故”。于是派专人去余杭县杨乃武家里，向杨的家属要了底稿，在报上全文发表，质疑删稿之举：“岂其中有所回护耶？呜呼！人命至重而草菅之，士人可杀而污辱之……”。“二次叩阍原呈底稿”全文的刊登对案件的进展影响极大，为此后数天《申报》的尖锐评论提供了事实依据。《申报》在《论余杭案》和《论听讼》等文中，对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秘密审判、任意专断、官官相护等当时的司法积弊进行了有力抨击和深度剖析，尤其是《论听讼》对比了中西诉讼制度，开拓了国人视野，引起国人对司法制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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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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