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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评论上不偏不倚的态度，另一方面《申报》执著地追寻事件真相。其中，极富时代意义的是《申报》不吝篇幅，分两次全文连载杨乃武在狱中所写的“二次叩阍（宫门）原呈底稿”。要知道在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张贴匿名揭帖都属违法，这样直接控诉官府的上告状能一字不漏地在报纸上全文照登，闹得举国皆知，在当时确属令人振聋发聩之举。这份申诉状是《申报》派专人到余杭杨乃武家中要来的，据学者考证，杨乃武在狱中曾写过多份申诉状，但仅有《申报》刊登的“二次叩阍原呈底稿”传世。此稿由杨乃武写于1874年8月，当年9月20日呈递。10月，都察院为此上奏请旨，其奏折刊登于《邸报》。《申报》转载时，发现详细冤情已被删去。《申报》转载按语称“此叩阍呈底……都院奏稿已全行删去，并不提及，不知何故”。于是派专人去余杭县杨乃武家里，向杨的家属要了底稿，在报上全文发表，质疑删稿之举：“岂其中有所回护耶？呜呼！人命至重而草菅之，士人可杀而污辱之……”。“二次叩阍原呈底稿”全文的刊登对案件的进展影响极大，为此后数天《申报》的尖锐评论提供了事实依据。《申报》在《论余杭案》和《论听讼》等文中，对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秘密审判、任意专断、官官相护等当时的司法积弊进行了有力抨击和深度剖析，尤其是《论听讼》对比了中西诉讼制度，开拓了国人视野，引起国人对司法制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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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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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申报》的介入，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舆论力量。这种舆论力量与传统社会的清议全然不同，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申报》以它巨大的发行量和不分阶层的全面覆盖形成的舆论力量，让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作为公权的舆论权已借助杨乃武案精彩亮相，这一变化意味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一统公权体系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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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别于传统公权的异质权力的初次介入，让办案官员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监督，暗箱操作成为不可能，复审每一个环节都不得不完全公开，甚至被告人历次供述和证人证言的全部原始材料，审理者也不得不以《招册》的形式公布。以至杨案中像口供和证词作为定案的证据材料却没有经过当事人画供（捺指印）确认这样的细节问题，也终于暴露无遗。而且，审判者对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理由和推理过程也不得不一一用文字做出具体说明。直到现在，我国在案件审理中还没有公开说明裁判理由的环节和制度，判决文书不能说理的现象还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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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不能夸大说由于《申报》的连续报道引发舆情关注而成为扭转杨乃武冤案的关键性力量，但至少，初次显示威力的舆论权也是一种不能被忽略的力量。查当时记录，官方的《光绪朝东华录》和《清史稿》不见《申报》报道的踪影并不奇怪，但在私人记录诸如《翁同龢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刘体仁的《异辞录》中也都一概不见，就连记录详尽、考辨严密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都无只字提及《申报》对扭转杨乃武冤案的作用。这种集体忽略不可能是偶然的，而是晚清社会对新闻媒体这个新生事物认识不足，不适应这种“异端”力量的出现，所以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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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乃武案的私人记叙中，只有徐珂的《清稗类钞》在“杨乃武被诬杀人案”一条中提及《申报》：“时上海已有《申报》，载之甚详。既定案，报端复缀一联云：‘乃武归天，斯文扫地。’”212查徐珂生平，他先后担任过《外交报》和《东方杂志》的编辑，是一位早期报人，在笔记中提及《申报》就不能被视作偶然一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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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传奇色彩的是，杨乃武出狱之后，接受《申报》馆主美查的邀请，出任报纸主笔。不久，杨乃武闹出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例名誉权纠纷，得罪了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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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两种媒体语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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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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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是第一位出使英法的公使，被誉为“中国面向西方的第一人”。一百多年前出使西洋不像今天这般风光，他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士林非议。在多数士大夫眼里，他是汉奸败类、名教罪人。李慈铭在日记中说：“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颦笑，徒重辱国而已。”213同为湖南老乡的大文人王闿运在他著名的《湘绮楼日记》里记录了一副极为工巧的骂郭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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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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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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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痛诋郭嵩焘的士大夫们，他们的每一句刻薄话都成了后人讥笑其愚陋的呈堂证供，只可惜郭嵩焘看不到了。郭氏晚年有诗：“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对自己身后清誉，他是相当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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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郭嵩焘日记》，发现他与晚清中国老牌报纸《申报》发生了一场很不愉快的名誉权纠纷，差点打起了跨国官司。而细究之下，却又发现这不过是东西方媒介语境差异下的一个新闻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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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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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底，郭嵩焘从上海出发赴英，行前托上海文报局为他定购《申报》、《新报》和《万国公报》寄往伦敦，以便及时了解国内政局时事。郭嵩焘此举与当时士大夫普遍对报纸漠视甚至鄙视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对报纸的重视显现了一个时代先行者的卓越眼光。他到英国之后还订阅了《泰晤士报》，并参观了多家新闻报馆，切身感受到了西方的媒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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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郭嵩焘踏出国门，他自己也就作为新闻人物，深深嵌入到由于相互译载、交叉传播而形成的东西方媒介网络当中。当时的《泰晤士报》、上海英人所办的《字林西报》和英商美查所办的《申报》相互转载消息，这几份报纸都在郭嵩焘的阅读视野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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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四年（1878年）8月15日，郭嵩焘收到出版于6月20日的《申报》，一则《星使驻英近事》引起了他的注意，新闻开头说：“英国各新闻纸，言及中朝星使，每涉诙谐。近闻某日报，言英国近立一赛会，院中有一小像，俨然中朝星使也。”之后，该报道引用了伦敦画师古德曼的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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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欲图大人小像，时见大人有踌躇之意。迟延许久，始略首肯。余乃婉曲陈词，百方相劝，大人始欣然就座。予因索观其手，大人置诸袖中，坚不肯示。予必欲挖而出之，大人遂愈形踧踖矣。既定，大人正色言：画像须两耳齐露，若只一耳，观者不将谓一耳已割去耶？大人又言翎顶必应画入。予以顶为帽檐所蔽，翎枝又在脑后，断不能画。大人即俯首至膝，问予曰：今见之否？予曰：大人之翎顶自见，大人之面目何存？遂相与大笑。后大人议愿科头而坐，将大帽另绘一旁。予又请大人穿朝服，大人正色言：若穿朝服，恐贵国民人见之，泥首不遑矣。遂不果服。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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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译后，编者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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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果确在星使，也不过一时游戏之语，日报必从而笔述之，其自谓谑而不虐耶？然于睦邻之道未免有不尽合者矣。至本报之所以译之者，示西人以该报虽系西字，华人亦必周知，慎毋徒呈舌锋，使语言文字之祸又见于今兹也。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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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评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一方面可以认为它是对西方报刊的轻浮报道所作的批评，避免这条消息在华人读者中引起误解。另一方面它又全文转译了这条讽刺意味强烈的报道，编辑很清楚，这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可读性很强，如果把那段精彩对话删改了，整篇报道的卖点就没了。但报馆又担心事主纠问，惹出祸端，所以不得不加一段评论加以平衡，表明报馆对这样的新闻并不苟同的态度，以平息被报道者的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