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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郭嵩焘踏出国门,他自己也就作为新闻人物,深深嵌入到由于相互译载、交叉传播而形成的东西方媒介网络当中。当时的《泰晤士报》、上海英人所办的《字林西报》和英商美查所办的《申报》相互转载消息,这几份报纸都在郭嵩焘的阅读视野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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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四年(1878年)8月15日,郭嵩焘收到出版于6月20日的《申报》,一则《星使驻英近事》引起了他的注意,新闻开头说:“英国各新闻纸,言及中朝星使,每涉诙谐。近闻某日报,言英国近立一赛会,院中有一小像,俨然中朝星使也。”之后,该报道引用了伦敦画师古德曼的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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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欲图大人小像,时见大人有踌躇之意。迟延许久,始略首肯。余乃婉曲陈词,百方相劝,大人始欣然就座。予因索观其手,大人置诸袖中,坚不肯示。予必欲挖而出之,大人遂愈形踧踖矣。既定,大人正色言:画像须两耳齐露,若只一耳,观者不将谓一耳已割去耶?大人又言翎顶必应画入。予以顶为帽檐所蔽,翎枝又在脑后,断不能画。大人即俯首至膝,问予曰:今见之否?予曰:大人之翎顶自见,大人之面目何存?遂相与大笑。后大人议愿科头而坐,将大帽另绘一旁。予又请大人穿朝服,大人正色言:若穿朝服,恐贵国民人见之,泥首不遑矣。遂不果服。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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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译后,编者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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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果确在星使,也不过一时游戏之语,日报必从而笔述之,其自谓谑而不虐耶?然于睦邻之道未免有不尽合者矣。至本报之所以译之者,示西人以该报虽系西字,华人亦必周知,慎毋徒呈舌锋,使语言文字之祸又见于今兹也。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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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评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一方面可以认为它是对西方报刊的轻浮报道所作的批评,避免这条消息在华人读者中引起误解。另一方面它又全文转译了这条讽刺意味强烈的报道,编辑很清楚,这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可读性很强,如果把那段精彩对话删改了,整篇报道的卖点就没了。但报馆又担心事主纠问,惹出祸端,所以不得不加一段评论加以平衡,表明报馆对这样的新闻并不苟同的态度,以平息被报道者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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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条报道还是惹火了远在英国的郭嵩焘,他认为《申报》“载古德曼一段议论,意取讪侮而已”217。中国第一起名誉权跨国纠纷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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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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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怀疑《申报》所载画师古德曼之言,要么出自古德曼的造谣生事,要么是翻译马格里译错了言语。但马格里一看报道也很恼火,坚决否认翻译有误。郭遂迁怒于画师,命马格里致函古德曼,诘问为何妄造谣言。谁知古德曼大叫冤屈,说《申报》所登各节全系虚妄,还说既然《申报》称译自西报,那就根究此项新闻出自何报何月何日,追查新闻源,以恢复他本人的清白。于是郭嵩焘连续三次致电《申报》,甚至将复电的费用一并汇去,显示自己要查个水落石出的决心。他在电报中明确告知《申报》如不回复,必诉于法庭。《申报》被追问的没办法,只得回电说该新闻译自本年四月某日《欧卧兰美报》。郭立即命马格里前往该报馆查询,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该报逢礼拜日出报,而《申报》所说的四月某日不是礼拜日,根本就不会出报。马格里怀疑《申报》误告日期,甚至出高价购回该报四月份的全部报纸回使馆查阅,依然一无所获。《申报》的胡言乱语更加激怒了郭嵩焘,他认为《申报》馆造谣生事之外,还故意捉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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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人为郭出主意说,追究《申报》转载自何种西报是一回事,先行致函《申报》以及各西报证明新闻不确为自己辩白是另一回事。前者可慢慢根究,后者刻不容缓。郭采纳了这一建议,命马格里和古德曼各写一封信给《申报》,为画像事辩诬,并亲手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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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刊登了马格里和古德曼的辩诬信,在按语中说《申报》星使画像的报道来自英文《字林西报》,“本馆阅而译之,意以为泰西新闻纸之例,常有意颇严正而笔涉诙谐者,其或虚或实,一望而知,阅者亦可付之一笑”218。《申报》的按语说明了新闻来源,同时也解释说这样的语涉诙谐的报道在西方是媒体常态,不必较真,付之一笑即可。《申报》的解释合乎实情,英国报刊素有讽刺传统,对达官名流的羞辱尺度即使在今天也会令中国读者瞠目结舌,如他们对英国王室不穿裤子的漫画都照样刊登。郭嵩焘未尝不了解英国的报刊传统和媒体语境,但他要的不是解释,而是一个诚恳的道歉,而《申报》在字里行间,只有辩护而无歉意。郭说“住英国一年有余,实未闻有刺讥之言,而柏灵新报于刘锡鸿则时有之,而《申报》独未一载”219。英国报纸对郭常有赞美报道,而对既是他的副手也是对头的保守派刘锡鸿则常有讽刺,所以郭怀疑《申报》报道,可能有刘锡鸿上下其手(后来查明跟刘确实无关)。尤其让郭恼火的是,《申报》在刊登马格里的信函时,在按语中对两信的文字水准颇有贬损:“但闻马君于英国文字,实为出类拔萃之才,而阅其原译之文,殊有鄙俚不堪者,岂钦使署中翻译往来之各文牍,类皆如此耶?殊不可解。即昨登古曼之书,亦有寄来译就华文,其中字句,更多俚俗。”220而这两封信都是郭嵩焘亲手改订的,如此讽刺,让郭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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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此时郭嵩焘被召回国,返程在即。郭嵩焘外交生涯提前结束,《申报》的不实报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保守派以此为据,对他展开新一轮舆论攻击。名誉保卫战转向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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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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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画像门”事件最容易探明真相的还是画师古德曼,《申报》的夸张对话,其信息本源只能出自他口。后来,还是古德曼查出了报道的原始出处,出自英国的《喀尔立斯拉扎尔那斯新报》。原来古德曼的弟弟古丹任一家小报的主笔,他听说画家哥哥为郭公使画像之后,前来探问究竟。古德曼对此事颇为得意,讲述中不免添油加醋,来一番海外奇谈,如说中国有割耳之罪,所以画贵人时必须两耳齐露等等。古丹信以为真,本打算在自己的报纸上写报道,但又担心连累哥哥,就将情况介绍给了《喀尔立斯拉扎尔那斯新报》,后者予以刊登,内言“当日画阁所悬千幅,皆丹青绝美,妙笔如生。另有可闻者,乃顾曼所画之中国钦差像也。其所以两耳皆露者,因中国惩治罪犯有割去一耳之律,又红顶为华官品级之别,钦差欲其必露,故工竣始为填画也”221。报道虽援引了古德曼的海外奇谈,但还不算十分虚夸。而《字林西报》在转载时,对关于耳朵的说法编造对话,把郭嵩焘形容得像个蠢笨无知的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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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来源虽然查清了,还在返程路上的郭嵩焘打算在国内找《申报》讨说法。1879年3月在抵达上海的次日,郭嵩焘即开始与《申报》交涉,声言将诉至法庭,按英国法律追究责任。《申报》馆主美查也知道不能一意拖延下去了。按英国法律,转载他报文字且夸大其词,等于勾结造谣。经英国领事居中斡旋,美查不得不服软认错,“愿解明前误,登列新报”。历时半年多,郭嵩焘终于讨到说法,“吾本无意深究梅渣(美查),得其‘误听谣传’一语,亦可以不加苛论矣”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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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郭嵩焘终生也不会知道的是,他的“画像门”事件,敲掉了另一个名人杨乃武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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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杨乃武于1878年四五月间出狱回乡,遍访亲友之后,又到上海叩谢《申报》馆馆主美查。美查知他素有刀笔之能,遂聘请他担任《申报》主笔之职。画像报道即经杨乃武之手编发,谁知引起轩然大波。《申报》馆怕连累杨乃武再陷缧绁之灾,便说谎推诿,作缓兵之计,不料郭嵩焘坚决一查到底。已是惊弓之鸟的杨乃武不得不离开报馆回老家余杭。事后,知情者都绝口不提,“直到后来事过境迁之后,《申报》馆工作人员,才稍稍传到外面”223。以致后来学者对杨乃武是否供职申报馆,画像是否经他手编发争论不休,几为新闻史一大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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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天朝的媒体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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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基督教,也带来了报纸。但天朝对这个舶来品的威力并不清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天朝对报纸的认识仅限于《邸报》。尽管新闻史家说《邸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但它只与官阅不与民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224。就像不能把高俅擅长的蹴鞠说成是足球一样。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遥远的南洋出生,被偷偷运往内地,散发给不特定的大众,而高高在上的《邸报》,只有统治阶层才有资格阅读。当第一批《察世俗》在天朝的土地上被散发,意味着天朝的媒体生态进入了近现代,从小众传播进入大众传播,但这个巨大的象征意义在当时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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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朝的统治逻辑里,一切都必须在可以掌控之中,包括信息的发布与流通。咸丰三年,江西巡抚张芾奏请内阁刊刻邸抄增加发行量,方便底层民众深入学习、深刻领悟中央精神,可惜在朝廷眼里这道奏章纯粹是找抽,皇帝批示:“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在天朝统治者眼里,官办报纸给官员阅读是无可置疑的,何必刊刻出版让一般小民也能预知政事呢?忙于剿灭太平军的天朝还没有政务透明的概念,但天威莫测的好处他们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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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对自己完全掌控的《邸报》没有扩大发行的兴趣,文网森严的结果是自己对大众报纸毫无概念,忽略了在开放口岸出版的洋报纸。直到报纸的威力让他们浑身不适,他们才清楚报纸对他们的危害不亚于鸦片,鸦片戕害了臣民的身体,而报纸“毒害”了臣民的大脑,撼动了帝国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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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对报纸的漠视和无知并非特例,人类对新事物的认知总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在18世纪的西方,人们同样认为报纸是微不足道的事物,即使睿智者如卢梭,对刚刚出现的报纸也是一脸不屑,1755年他曾以鄙夷的口吻说:“一本周期性出版的书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一本既无价值又无益处的昙花一现的著作。文人们以轻率的态度诵读这些东西,仅仅是给未受教育的女人们和为虚荣心所驱使的蠢人们听的。”与大哲卢梭比起来,天朝的懵懂并不过分——你不能要求任何人对头脑中没有概念的事物有着透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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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近代报纸概念的懵懂,天朝不能清晰地将办报界定在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内。而另一方面,报纸进入中国搭载的是传教权的顺风车,颇有瞒天过海的意味。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允许美国人和法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订约后,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两年后,道光帝批准弛禁天主教,按照与英美两国约定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基督教(新教)随之照行。教会报刊因允许传教而合法进入中国,但刊载的内容并不限于宗教。一开始教会报刊只是附载一些新闻和西学,但这部分内容因为受到欢迎,比例逐渐增大,成为报刊的主要内容,宣教的内容反而隐而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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