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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三无”报纸是官报中的极品，为数极少。在报业大发展的清末新政时期，民营报刊已形成新闻、论说、副刊、广告四大板块为主的内容结构，这是读者选择、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他们不受冲击也难以想象，他们是被时代拖着走的。官报上也有新闻，但除了少数层次较高的官报能够直接接收外电或选择外报，多数官报只转录一点民营报纸上的消息，全是二手货，甚至三手货。层次较低的官报简直无新闻可言，以至于连抓获一个小扒手也赫然列入“本省近闻”里。要想在官报上了解政治局势、舆情动向是不可能的，官报严格的审稿标准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漏掉一个”，从文字雅驯到内容取舍，都是官长审查的对象。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不仅制定了《湖北官报》的体例，对文字也极在意，“幕府拟稿，偶不惬意，辄令重改，再三不厌”240。对报纸最具杀伤力的还是对内容的干预，《申报》曾报道过上谕令《政治官报》停发奏折的事情，对此《申报》批评说：“吾国政府瞻徇情面，顾忌太多，所有折奏，大半皆例行公事。如前日详参内务府一折中有某项浮冒若干等语，指斥内务府吞蚀积弊甚详，上月廿四日已由内阁交《政治官报》刊登，排印已就，忽传谕收回此折。《政治官报》只得临时拆版登他稿。”241中央级的《政治官报》如此，地方各级官报更是上行下效，充斥于官报的都是一片歌舞升平，大清的子民，最大的理想恐怕就是生活在官报所描绘的世界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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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办报纸的刺激下，官报也刊登论说，但都是一副羞羞答答的小媳妇模样，不敢有锋芒，不敢直面真问题。《南洋官报》1905年8月10日的一篇论说，提到社会腐败以“京都为甚”时，提出的改进方法却是禁止在道路上大小便、查禁街头春药小广告、路旁种树等等。即使批评官场，那也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以上级的面孔吓唬吓唬办事不力的下级官员。当时民间报人已经认识到报纸“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功能，认为“报纸者，人民之喉舌也，官吏之监史也”，但这样理念即使为全世界报人所尊崇，也不代表这就应该是大清官报人对报纸的看法，他们认为官报是“代官立言，而谕斯民”，“官所已言者，固为述而刊之，官所未言者，又必为详而揭之，如此乃可尽官报之天职”242。这些官报人的唯一贡献，就是丰富了办报思想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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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报为官代言，完全不顾新闻规律、读者市场，能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们享受垄断的政治资源。官报以公帑开办，以“派销”为主，利用行政渠道自上而下层层分摊，强制销售。像中央级的《政治官报》就分配到省，“每大省销报三百余份”；省级官报则分摊到县，根据县的大小从几十份到一百份不等。为了销售报刊，甚至干脆以地亩作为核算报刊摊派数量的依据，每亩钱一二百文到三四百文不等，形同加赋；派销数额的多寡，与官员政绩考核挂钩，不怕下面的官员没有积极性。超过派定数的，由官通报表扬；不足者除刊登札文点名申斥外，还要受到降职处分。这样强力的行政干预，使得官报的发行数量遥遥领先于民报，如《四川官报》期印1.1万份，《晋报》期1.13万份243，要知道当时在报业中心上海，印数过万的报纸在也只有三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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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印刷数字并不代表官报的社会影响有多大，读者的钞票其实就是选票。虽然办报者“总期实销在民”，即理念上是要面向普通绅民，但是实际上却只能在官员这个圈子内活动，民间除向学堂、阅报讲报所强制派销一些外，自愿购买者很少。在官报一片虚假繁荣的1908年，《南洋官报》曾志满意得地宣称：“二十世纪之新中国，其以吾官报为之代表！”可是《申报》却揭露《南洋官报》订户中竟有“愿照交报资而不需报馆给报者”，可谓反讽至极。《湖南官报》则是“历有年所，惟于社会毫无影响”，为此，端方只得手订章程，加以改良，改为旬报。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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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报被读者唾弃，最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新政运动只是一场片面的改革，办报是与改良派及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的手段，官报在经历了1908年的轰轰烈烈之后，几乎都是赔本赚吆喝，因亏空而难以为继。到了辛亥革命成功，各地纷纷光复，官报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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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喉舌的官报，它的命运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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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讲报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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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报业史上，曾有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是报人，但与报纸息息相关；他们可能是志愿者，也可能是职业人。他们是报纸内容的传递者，他们有一个简洁的称谓——讲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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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知识分子一个切肤之痛就是暴民之害，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启迪民智的重要。让每一个人都具备现代社会的一般常识，改变上智下愚的现状，国家才能一点点好起来。他们想到的方法之一就是办白话报纸，叫那些粗通文墨的人也能看得懂。有学者估算，18至19世纪的中国，粗通文字的，男性大约有30%到45%，女性则约为2%到10%245。尽管识字率很低，但因为人口基数庞大，数字也相当可观。如果能使这个庞大的下层群体头脑开通，将是了不起的成就。理论测算让人乐观，但操作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在当时的环境下，那些粗通文墨的下层人士为求温饱而忙碌奔波，要他们掏钱买报，还要花功夫阅读，实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把这群人培养成为报纸读者，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供免费的阅读资源，20世纪初中国城镇特有的公共设施——阅报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不甘沉沦的爱国志士们拿出自己不多的钱财，自发地办起了阅报社。阅报社多设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寺庙和茶馆里，简陋一点的则直接把报纸贴在木牌或者墙上。1904年以后，开设阅报社在全国各地城镇蔚为潮流，开设者有乡绅、官员、和尚，也有潜伏的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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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阅报社纷纷成立，但对于大多数目不识丁的人来说，还是毫无意义。于是，讲报人应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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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5月，傅增湘为《大公报》所出的白话文小册子《敝帚千金》作序时说：“因为我中国教化不讲，识字者十人中只好得一人，此书纵然浅显，也要识得字，才念得过。若只一人能看，那九人岂不向隅。……我今奉劝诸君，如喜看这种白话，有钱人家，可以请人按时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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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的想法不是孤立的，代表了爱国志士们的一般想法。由中国传统的圣谕宣讲和评弹、鼓书，转化为讲报纸，只需要更换一下讲材就可以，即旧瓶装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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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发表这篇序文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行动了。据《大公报》记载，最早设立讲报所的人是卜广海，他行医多年，经营的药铺旁边有一间房子，本来一直租给人开茶馆说书。有一天，卜医师走在街上，看到墙上贴着《京话日报》，一时心有所感，认为说书远不如说报有益，于是决定把茶馆改为讲报所。而茶馆主人也被他热心公益感动，以装订好的《京话日报》一册相送，以便逐日讲说。卜医师请来两位朋友，都是“热心爱国，并且口齿清楚”，天天讲报。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听，还提供免费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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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广海的做法立即有人响应。开设阅报处不到一个月的照相馆老板王子贞，为了“启发不识字之人”，请了一位名叫凤竹安的亲戚，在公余之暇到阅报处讲《圣谕》和时事新闻。此外，每星期日还固定有一次扩大宣讲，请来几个人轮流讲一天，宣讲的报纸多达二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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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讲报所的既有像卜广海、王子贞这样的薄有家产的小业主，也不乏刚刚解决温饱，但爱国情感炽热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倾其所有，为将危难的家国拔出苦海，为愚陋无知的同胞驱除头脑中的黑暗，尽一己之力。天津有一个叫杜学义的，本是靠一束脩糊口的教书匠，但为了获取新知，不惜典当自己的衣物订阅报纸，并买来一盏玻璃灯，在学校门外开起了讲报处。一开始听众只有附近的十几个居民，不到十天增加到四五十个，甚至还有不少慕名远道而来的。他自己照顾不过来，特地找了四五个志同道合的人来帮忙。另一位私塾蒙师看到杜学义的壮举，见贤思齐，给报馆写信，邀集同志协助他讲报，不久，果真办起了一个讲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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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鼓动，阅报处、讲报所越来越多，蔓延城乡，甚至出现专门针对女性的女子讲报所。有些讲报处还教人识字，担起了扫盲的任务。讲报的形式也越来越活泼，不再限于固定的场所，一些志愿者开始沿街讲报。他们认为坐在一个地方演讲，不能人人去听，细想起来，仍然是个缺点。天津学董林兆翰就曾请过几位热心人，沿街各处，随时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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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教书先生受风气感染转身为讲报人，但也有教书先生反对讲报。《京话日报》曾登载一位教师的来信，信中说：“我是一个教书匠，教书多年，全家借此糊口，出了你们这类讲报的人，把我们真给害苦了，有小孩子的人家，甘心随洋鬼子，都叫孩子去进洋学堂，我们教书的人，简直全都挨了饿，咱们就是仇人，今天倒要较量较量。”246这位教书先生的愤恨从反面证明了讲报的巨大影响力，以致他们的饭碗受到了威胁。报纸上对讲报的感人事例多有报道，如北京灯市口讲报处的讲报感动了一位在场的美国牧师，他激动地站起来发表反对美国华工禁约的演说；一个孩子被讲报感动，再也不愿帮父亲卖美国香烟；一位商人听讲报者演说陈天华投海的事迹，痛哭不止，还买了一张报回去要讲给伙计们听。20世纪初，几次爱国运动之所以能掀起狂澜，得到市民的普遍拥护，讲报纸的人功劳不小，是他们将文字的能量传递给了目不识丁的下层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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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毋庸讳言，讲报人出生于中下层社会，作为报纸内容的二传手，从一开始就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知识、眼界的限制，对报纸上的新知识未必能够理解消化、准确地传达给听众，不可避免出现偏差乃至误导。用稍微专业一点的话语来说，信息在口头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变形走样，甚至面目全非。《大公报》在讲报所刚刚兴起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对讲报人的素质提出要求：“不明真理的不可宣讲，不通时局的不可宣讲。”《京话日报》的创办人彭翼仲则提出将“讲报”和“演说”分开，希望讲报者完全依照报纸的意思讲，甚至索性念报，不能脱离报纸扯闲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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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报纸的人把报纸的意思讲歪了固然不好，更普遍的问题是，讲报人虽然一片热心，但由于缺乏训练和耐心，遇上不能理解的听众容易抬杠，进而演为口角之争，就跟今天不少知识精英在微博上骂不通者为脑残一样。精英的刻薄会吓走他的粉丝，而彼时的讲报人吓走的则是听众。讲报人大多是志愿来的，出于一片救国热忱，似乎也不好太苛责，于是有心的报人便组织了讲报人培训班，教他们演说方法。遇上心急脾气不好的讲报人，只有苦口婆心地劝解，有话好好说，千万别抬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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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报社和讲报所的兴起，很自然地引起官方的注意。实际上，阅报社逐步由民办转手给官方，这也是官方控制民间社会的必然反应。整体上说，这不是什么坏事，由官方举办会使阅报社在人财物方面更有保障，清末新政也需要这样的机构广为宣传。对于讲报人，清政府同样有所警惕，对演讲的范围进行了限制。1906年2月出台的《北京阅报社规则》中就规定“不得说革命”、“不得讽刺朝政”、“除去满汉界限”等。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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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讲报人，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姓名，但在一百多年前的社会中，讲报人中的佼佼者，知名度和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明星。在天津，天齐庙宣讲所办得相当成功，到1909年依然盛况不减。之所以广受欢迎，全赖三位主讲人讲得特别好，他们是士绅李颂臣、李世臣、李子鹤，人称“三李”。“三李”当时常被拿来和京剧名角谭鑫培、孙菊仙和汪桂芬三人相比，可见受欢迎的程度。在北京城，最受下层社会欢迎的讲报人当数醉郭，此人姓郭名瑞，字云五，本是教书先生，因为嗜酒而被称为醉郭。八国联军退出北京之后，醉郭好自编小曲，四处歌唱，借以抒发内心愤懑，属狂狷一类的下层士人。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之后，特别表彰他以歌当哭的爱国精神，醉郭因此名声大噪。因志同道合，醉郭自愿充任《京话日报》义务讲报员。彭翼仲发配新疆时，62岁的醉郭矢志从往，以酬知己，经苦劝才罢手。彭翼仲从新疆回来以后，郭已卧病，迁延数月，终不起，卒年69岁。彭翼仲发起北京社会名流捐资葬郭于陶然亭畔，亲书“醉郭之墓”，林纾为之撰写碑文，书写和镌刻均是一时名手。墓修成后成为陶然亭名迹，为游人所凭吊。可惜20世纪50年代兴建陶然亭公园，迁移墓葬，他的墓消失于新社会，碑亦不存，和他所处的讲报人群体一样，在历史风烟中逐渐消亡，以至于了无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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