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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13 四川保路运动肇始于铁路国有政策,首倡者盛宣怀。他因此事身败名裂,差点掉了脑袋。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历史教科书称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但是,真相往往不堪细究,历史学家还是在故纸堆里爬梳出不大好意思说出口的幕后故事:当时的川汉铁路公司高层腐败丛生,挪用公款办铜币局,甚至搞风险投资玩股票,结果白白损失白银500万两,而四年下来总共募款才1100多万两。尽管这个亏空黑洞迟早会制造事端,但铁路政策不变,不去查账,这个脓包还可以暂时不破,铁路公司高层还可以继续从中渔利。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无疑提前戳破了这个脓包。保路运动之所以像滚雪球似的越闹越大,最终不可收拾,与清廷对四川路款的不公平补偿、借洋债都有莫大关系。不公平补偿得罪了川人,借洋债则被指斥为“卖国”。平心而论,铁路国有政策基本正确,但是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根本不去追究真相,清算责任,结果将清廷推向了崩溃,自己也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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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15 任何一场群体运动,要想让事态勃发,持续煽动起激情,必须要出现两样东西:一个是火,一个是血。这两样东西经过报纸渲染,广为传播,能迅速激发起民众的血性,让对抗情绪骤然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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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17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时,下设总务、文牍、讲演和交涉四部,其中文牍部长由《蜀报》主笔邓孝可担任。文牍部成立后立即投入了一场极为成功的宣传战,创办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报刊,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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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19 以今天的眼光看,文牍部深谙群众心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在创刊第二天,就登出一条新闻《朱布衣之爱国热》,说的是同志会成立当天,《蜀报》编辑朱山登台演讲,一巴掌拍碎茶碗,手指被瓷片划破。《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颇为煽情地描述:“四座为之色然,此即破约保路最初之血史乎!”273隔几天又登出一条《爱国烈士之椎血书》,此血书是一位叫幸自雄的誓死保路者在送赴京请愿代表刘声元的大会上椎指写成,其内容曰:“赴京诸君鉴:别无赠,惟破指壮其志。自雄书。”274这两个事件虽然也很动人,但毕竟属于“微流血”事件,激起些许涟漪还可以,不足以掀起狂澜。一些志士虽然也在报上宣称以死争路,但真正动手自戕的还没有,嘴上壮烈毕竟要容易些。这时候,太需要一条人命来推波助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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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21 恰在此时,死了一个运乖命蹇的秀才。秀才名叫郭树清,四川资阳人,家境贫寒。经过苦读,考中了秀才,平生念念不忘就是功名二字。四川实施新政时,成都办了一个法官养成所,也就是一个培训班,学员来自由全省142个州县,各州县各保送8名,共1000多人,于1911年4月底开课。郭树清被资阳县推荐为学员,前来应考。对于一个穷乡僻壤的学子来说,这可能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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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23 当时主管提法司的是周善培。周是一个颇有维新思想的人物,在戊戌年间,与梁启超、刘光第等维新人物接触颇多,曾经奉命带领学生赴日本留学,考察过日本的学校、警察制度等。在锡良主政四川的时候,他是锡良幕中的股肱人物,在四川新政中,办了不少工商企业,政绩卓著,可谓晚清新政名臣。1911年,他由劝业道改任提法司。刚刚走马上任,就在一堆卷宗中看到一份积压已久的咨文,说各州县保送学生有差役讼棍、地痞、烟馆堂倌,品类甚杂,法司不予甄别,全部收录,毕业后派充地方法官,必为地方之害。周善培看完呈文后,深表赞同,于是出题考试,不料一字不写交白卷的有500多人,只写两三行字的有400多人。这些白卷英雄、滥竽充数之辈,周善培一个也不留,悉数淘汰,结果合格的学员只有两三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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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25 那位倒霉秀才郭树清,也属于淘汰之列。淘汰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生病了,不能赴考,无脸回家见妻儿老小,就一病不起了;又有说郭树清在周善培点名接见时,从门旁缺口爬进去,结果被周善培尖酸刻薄地奚落了一顿,便患上被迫害狂,因此致病,不管白天黑夜,老是找同乡重复他的执见:卖国的奸臣盛宣怀与卖川的奸臣周善培勾结起来,就只为了害他一个人。不管什么原因,郭树清最后是投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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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27 郭树清的遗体被从井里打捞起来后,有人迅速把他的死与保路运动联系起来,说他投井自杀是因为保路运动的刺激,他是以死抗争,是一个舍生殉路的烈士。这一策划被保路同志会采纳了——终于有人为保路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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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29 1911年7月1日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发表了一篇《嗟乎郭君竟先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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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31 树清郭君,资阳人,寓东御河街二十二号庄公馆,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二十八夜,出大厅且哭且呼曰:“吾辈今处亡国时代,幸我蜀同志诸君具热诚,力争破约保路;但恐龙头蛇尾,吾当先死以坚诸君之志。”当郭君大声急呼时,厅前人咸以为病愤语,未之怪也。后二日郭君竟不见,六月初一日晨,寓中厨役突见井中一人浮水面……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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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33 第二天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又刊登了《郭烈士殉路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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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35 烈士名树清,号焕文,资阳附生,家极寒,年三十二岁,亲丁惟烈士妻及一幼女,无父母伯叔兄弟。五月某日,应法官养成所考试,步至省,遂病,常住寓未出。前月二十三日,友有举盛宣怀卖国事详细以告者,烈士闻之,连以手捶胸,顿足大号,语不成声。由是病越剧,对人、独居皆涕泣,常愤恨曰:卖国奴,竟无杀尔者乎?予病甚,可奈何!对同居语及同志会,则欢呼;及盛则大詈;恐同志会不能贯彻,则大忧。二十八夜乃有厅前大呼事(已见昨报告)……厨役发现其遗同志会书,录如下:“同志会诸君鉴,破约保路,关系全国存亡,所虑者死志不决,虎头蛇尾,吾国危矣!清请先死,以为坚诸君之志。树清临命留呈。”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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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37 这两篇策划出来的报道层层递进,第一篇只说事实,第二篇则有血有肉,那封烈士遗书简直就是为保路同志会的诉求量身定做,显然出自能文的保路同志手笔。但破绽不是没有,因为厨师发现了遗书,万一有人好奇心切去寻那位厨师,岂不露馅。到了第三篇《郭烈士传》时,满篇谀墓之词且不表,作为殉路证物的烈士遗书,其发现地点悄悄起了变化,“其家人检烈士衣物,得绝命前手书”,遗书神奇般地转移到“烈士”的资阳老家,厨师得遗书的说法再也不提了。谁有闲心思从成都跑到资阳去核实遗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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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39 一个比范进更不幸的小人物,因为死在政治运动的当口,结果被别有用心的保路同志会重新包装成了烈士,用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增加向当局要价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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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41 郭树清生前一贫如洗,但他的死却因为被虚构成保路烈士而倍享哀荣。保路同志会为郭树清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悼会,保路人士纷纷撰写诗词、挽联和祭文,盛赞郭烈士。有意思的是多数哀悼者署了笔名,有些署名像是真的,但就是不见保路名人的踪影,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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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43 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位叫“黄绶”的人撰写的挽联,将郭树清与1907年江浙保路运动中的邬钢和汤绪两位“烈士”并列称为“三仁”。这邬、汤二“烈士”同样被说成是因听闻国贼卖路而大受刺激,精神恍惚,于病中自尽,同样留下勉励后死诸君誓死保路的绝命书。著名报人汪康年在1926年出版的《汪穰卿笔记》中揭露了两位浙籍烈士之死的真相:邬钢是因疟疾被医生用药不当致死的,汤绪则是病死。正值保路事起,浙江铁路公司总理、咨议局议长汤寿潜“即遣人属其家人改说是殉路,则名美而有利,其家亦欣然从之”277。真相比小说精彩,“三烈士”居然纯属虚构,且如此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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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45 郭树清被虚构成烈士之后,效果明显,那些原本对国事川事不感兴趣的市民被深深打动,也都情绪亢奋地投身到风潮中去。川人的血性被唤起了,但它是通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式,通过爱国刀笔吏的虚构而唤起的。“郭烈士”只是保路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血性一旦越过理智的疆界,就成为出笼的猛兽。等到保路领袖被捉拿,一位清醒的绅士上书说“窃恐全川人民,因爱路之愚忱,而痛惜争路之人。只谓争路者被拿,不知被拿者何罪,疑误不解,变患迭生”278。保路领袖被捉拿,意味着朝廷与保路民众之间已经没有对话的可能了,运动只会向流血的方向发展,清廷调遣湖北新军增援四川,武昌空虚,辛亥革命猝然爆发,雪崩之势已成,庞大的帝国轰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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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50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86]
1704870651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一个洋记者眼中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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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53 1911年11月20日早晨,一名英国记者来到鄂军军政府大楼。递上外文访贴后,在卫兵的带领下走进会客室。在短暂的等候中,这名英国记者注意到,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忙碌而兴奋,传令兵在大楼里快速地跑动,远处能清晰地听到炮弹划过天空微弱的呼啸声和爆炸的轰鸣声,显示战事正在紧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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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55 这座仅有两层的小楼此刻正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从这里发出的指令正在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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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57 这名英国记者被带进外事办公室,他向引路的年轻官员强烈表示一定要见到黎元洪,年轻官员未做表示,带着他穿过二楼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一个方脸稍胖的、穿着军便服的中国人走上来与他打招呼。英国记者说:“已经安排与黎将军谈话,如果能按计划允许我尽快见到他,我会非常感谢。”这位稍胖的中国人微微一笑,平静地说:“是的,我就是黎元洪。”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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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59 这就是黎元洪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专访时的戏剧性情形。当他毫无征兆地成为革命军领袖之后,他的名字迅速传遍全世界,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世界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而在此前,他只是一个名声没有溢出湖北的新军协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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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70661 采访他的记者叫埃德温·丁格尔(Edwin.J.Dingle),是英国传教士。丁格尔于1884年来中国,中文名丁乐梅。他曾经徒步穿越中国,熟悉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传教士、旅行家和作家于一身的传奇人物。武昌起义猝然爆发时,他正在汉口,被创办不久的英文《大陆报》聘为特派员,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这场改变中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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