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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管提法司的是周善培。周是一个颇有维新思想的人物，在戊戌年间，与梁启超、刘光第等维新人物接触颇多，曾经奉命带领学生赴日本留学，考察过日本的学校、警察制度等。在锡良主政四川的时候，他是锡良幕中的股肱人物，在四川新政中，办了不少工商企业，政绩卓著，可谓晚清新政名臣。1911年，他由劝业道改任提法司。刚刚走马上任，就在一堆卷宗中看到一份积压已久的咨文，说各州县保送学生有差役讼棍、地痞、烟馆堂倌，品类甚杂，法司不予甄别，全部收录，毕业后派充地方法官，必为地方之害。周善培看完呈文后，深表赞同，于是出题考试，不料一字不写交白卷的有500多人，只写两三行字的有400多人。这些白卷英雄、滥竽充数之辈，周善培一个也不留，悉数淘汰，结果合格的学员只有两三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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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倒霉秀才郭树清，也属于淘汰之列。淘汰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生病了，不能赴考，无脸回家见妻儿老小，就一病不起了；又有说郭树清在周善培点名接见时，从门旁缺口爬进去，结果被周善培尖酸刻薄地奚落了一顿，便患上被迫害狂，因此致病，不管白天黑夜，老是找同乡重复他的执见：卖国的奸臣盛宣怀与卖川的奸臣周善培勾结起来，就只为了害他一个人。不管什么原因，郭树清最后是投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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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的遗体被从井里打捞起来后，有人迅速把他的死与保路运动联系起来，说他投井自杀是因为保路运动的刺激，他是以死抗争，是一个舍生殉路的烈士。这一策划被保路同志会采纳了——终于有人为保路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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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7月1日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发表了一篇《嗟乎郭君竟先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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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清郭君，资阳人，寓东御河街二十二号庄公馆，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二十八夜，出大厅且哭且呼曰：“吾辈今处亡国时代，幸我蜀同志诸君具热诚，力争破约保路；但恐龙头蛇尾，吾当先死以坚诸君之志。”当郭君大声急呼时，厅前人咸以为病愤语，未之怪也。后二日郭君竟不见，六月初一日晨，寓中厨役突见井中一人浮水面……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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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又刊登了《郭烈士殉路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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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名树清，号焕文，资阳附生，家极寒，年三十二岁，亲丁惟烈士妻及一幼女，无父母伯叔兄弟。五月某日，应法官养成所考试，步至省，遂病，常住寓未出。前月二十三日，友有举盛宣怀卖国事详细以告者，烈士闻之，连以手捶胸，顿足大号，语不成声。由是病越剧，对人、独居皆涕泣，常愤恨曰：卖国奴，竟无杀尔者乎？予病甚，可奈何！对同居语及同志会，则欢呼；及盛则大詈；恐同志会不能贯彻，则大忧。二十八夜乃有厅前大呼事（已见昨报告）……厨役发现其遗同志会书，录如下：“同志会诸君鉴，破约保路，关系全国存亡，所虑者死志不决，虎头蛇尾，吾国危矣！清请先死，以为坚诸君之志。树清临命留呈。”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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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策划出来的报道层层递进，第一篇只说事实，第二篇则有血有肉，那封烈士遗书简直就是为保路同志会的诉求量身定做，显然出自能文的保路同志手笔。但破绽不是没有，因为厨师发现了遗书，万一有人好奇心切去寻那位厨师，岂不露馅。到了第三篇《郭烈士传》时，满篇谀墓之词且不表，作为殉路证物的烈士遗书，其发现地点悄悄起了变化，“其家人检烈士衣物，得绝命前手书”，遗书神奇般地转移到“烈士”的资阳老家，厨师得遗书的说法再也不提了。谁有闲心思从成都跑到资阳去核实遗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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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范进更不幸的小人物，因为死在政治运动的当口，结果被别有用心的保路同志会重新包装成了烈士，用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增加向当局要价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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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生前一贫如洗，但他的死却因为被虚构成保路烈士而倍享哀荣。保路同志会为郭树清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悼会，保路人士纷纷撰写诗词、挽联和祭文，盛赞郭烈士。有意思的是多数哀悼者署了笔名，有些署名像是真的，但就是不见保路名人的踪影，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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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位叫“黄绶”的人撰写的挽联，将郭树清与1907年江浙保路运动中的邬钢和汤绪两位“烈士”并列称为“三仁”。这邬、汤二“烈士”同样被说成是因听闻国贼卖路而大受刺激，精神恍惚，于病中自尽，同样留下勉励后死诸君誓死保路的绝命书。著名报人汪康年在1926年出版的《汪穰卿笔记》中揭露了两位浙籍烈士之死的真相：邬钢是因疟疾被医生用药不当致死的，汤绪则是病死。正值保路事起，浙江铁路公司总理、咨议局议长汤寿潜“即遣人属其家人改说是殉路，则名美而有利，其家亦欣然从之”277。真相比小说精彩，“三烈士”居然纯属虚构，且如此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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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被虚构成烈士之后，效果明显，那些原本对国事川事不感兴趣的市民被深深打动，也都情绪亢奋地投身到风潮中去。川人的血性被唤起了，但它是通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式，通过爱国刀笔吏的虚构而唤起的。“郭烈士”只是保路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血性一旦越过理智的疆界，就成为出笼的猛兽。等到保路领袖被捉拿，一位清醒的绅士上书说“窃恐全川人民，因爱路之愚忱，而痛惜争路之人。只谓争路者被拿，不知被拿者何罪，疑误不解，变患迭生”278。保路领袖被捉拿，意味着朝廷与保路民众之间已经没有对话的可能了，运动只会向流血的方向发展，清廷调遣湖北新军增援四川，武昌空虚，辛亥革命猝然爆发，雪崩之势已成，庞大的帝国轰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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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一个洋记者眼中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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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20日早晨，一名英国记者来到鄂军军政府大楼。递上外文访贴后，在卫兵的带领下走进会客室。在短暂的等候中，这名英国记者注意到，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忙碌而兴奋，传令兵在大楼里快速地跑动，远处能清晰地听到炮弹划过天空微弱的呼啸声和爆炸的轰鸣声，显示战事正在紧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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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仅有两层的小楼此刻正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从这里发出的指令正在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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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英国记者被带进外事办公室，他向引路的年轻官员强烈表示一定要见到黎元洪，年轻官员未做表示，带着他穿过二楼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一个方脸稍胖的、穿着军便服的中国人走上来与他打招呼。英国记者说：“已经安排与黎将军谈话，如果能按计划允许我尽快见到他，我会非常感谢。”这位稍胖的中国人微微一笑，平静地说：“是的，我就是黎元洪。”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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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黎元洪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专访时的戏剧性情形。当他毫无征兆地成为革命军领袖之后，他的名字迅速传遍全世界，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世界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而在此前，他只是一个名声没有溢出湖北的新军协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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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他的记者叫埃德温·丁格尔（Edwin.J.Dingle），是英国传教士。丁格尔于1884年来中国，中文名丁乐梅。他曾经徒步穿越中国，熟悉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传教士、旅行家和作家于一身的传奇人物。武昌起义猝然爆发时，他正在汉口，被创办不久的英文《大陆报》聘为特派员，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这场改变中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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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军政府大楼之前，丁格尔与黎元洪没有什么交往，能如此顺利地采访到这位全世界媒体都在关注的焦点人物，显然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从丁格尔所写的《辛亥革命目击记》里，我们可以看到，黎元洪面对记者还是个新手，他勉强能用英语进行交谈，他努力地使用自己以为体面的语言，但在丁格尔看来有些词不达意。第一次面对外国记者，黎元洪有问必答，不使用那些让人一无所获的外交辞令，也许他对这些还不熟悉。在丁格尔的眼里，黎元洪是一个英俊的中国男人：“剪掉了大辫子，一头浓密粗硬的黑头发；眼睛微微眯起，不时闪着异常热烈的光芒，他的下巴给人以无比坚毅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他的军队背景，他容易被当作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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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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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格尔采访的范围十分广泛，包含了他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黎元洪坦诚地告诉他，革命的目标在于建立以美国式联邦为样本的共和国，儒教可能会成为全国性的信仰，但鼓励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外交上将延续清朝政策。单独专访黎元洪，丁格尔是第一人，事后他得到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到武昌任何一个地方。在丁格尔撰写的报道中，他对黎元洪的评价不无夸张之处：“以世界眼光看，他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是他这一代最有成效的改革家”，“黎元洪将军像一个伟大的国家木匠，正根据目的和用途打造粗糙的木料”。他甚至说：“如果没有黎元洪，中国可能不会有这场革命。”显然，这句断语对黎元洪奉承得有点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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