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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生前一贫如洗，但他的死却因为被虚构成保路烈士而倍享哀荣。保路同志会为郭树清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悼会，保路人士纷纷撰写诗词、挽联和祭文，盛赞郭烈士。有意思的是多数哀悼者署了笔名，有些署名像是真的，但就是不见保路名人的踪影，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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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位叫“黄绶”的人撰写的挽联，将郭树清与1907年江浙保路运动中的邬钢和汤绪两位“烈士”并列称为“三仁”。这邬、汤二“烈士”同样被说成是因听闻国贼卖路而大受刺激，精神恍惚，于病中自尽，同样留下勉励后死诸君誓死保路的绝命书。著名报人汪康年在1926年出版的《汪穰卿笔记》中揭露了两位浙籍烈士之死的真相：邬钢是因疟疾被医生用药不当致死的，汤绪则是病死。正值保路事起，浙江铁路公司总理、咨议局议长汤寿潜“即遣人属其家人改说是殉路，则名美而有利，其家亦欣然从之”277。真相比小说精彩，“三烈士”居然纯属虚构，且如此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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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被虚构成烈士之后，效果明显，那些原本对国事川事不感兴趣的市民被深深打动，也都情绪亢奋地投身到风潮中去。川人的血性被唤起了，但它是通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式，通过爱国刀笔吏的虚构而唤起的。“郭烈士”只是保路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血性一旦越过理智的疆界，就成为出笼的猛兽。等到保路领袖被捉拿，一位清醒的绅士上书说“窃恐全川人民，因爱路之愚忱，而痛惜争路之人。只谓争路者被拿，不知被拿者何罪，疑误不解，变患迭生”278。保路领袖被捉拿，意味着朝廷与保路民众之间已经没有对话的可能了，运动只会向流血的方向发展，清廷调遣湖北新军增援四川，武昌空虚，辛亥革命猝然爆发，雪崩之势已成，庞大的帝国轰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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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一个洋记者眼中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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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20日早晨，一名英国记者来到鄂军军政府大楼。递上外文访贴后，在卫兵的带领下走进会客室。在短暂的等候中，这名英国记者注意到，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忙碌而兴奋，传令兵在大楼里快速地跑动，远处能清晰地听到炮弹划过天空微弱的呼啸声和爆炸的轰鸣声，显示战事正在紧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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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仅有两层的小楼此刻正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从这里发出的指令正在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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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英国记者被带进外事办公室，他向引路的年轻官员强烈表示一定要见到黎元洪，年轻官员未做表示，带着他穿过二楼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一个方脸稍胖的、穿着军便服的中国人走上来与他打招呼。英国记者说：“已经安排与黎将军谈话，如果能按计划允许我尽快见到他，我会非常感谢。”这位稍胖的中国人微微一笑，平静地说：“是的，我就是黎元洪。”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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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黎元洪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专访时的戏剧性情形。当他毫无征兆地成为革命军领袖之后，他的名字迅速传遍全世界，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世界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而在此前，他只是一个名声没有溢出湖北的新军协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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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他的记者叫埃德温·丁格尔（Edwin.J.Dingle），是英国传教士。丁格尔于1884年来中国，中文名丁乐梅。他曾经徒步穿越中国，熟悉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传教士、旅行家和作家于一身的传奇人物。武昌起义猝然爆发时，他正在汉口，被创办不久的英文《大陆报》聘为特派员，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这场改变中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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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军政府大楼之前，丁格尔与黎元洪没有什么交往，能如此顺利地采访到这位全世界媒体都在关注的焦点人物，显然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从丁格尔所写的《辛亥革命目击记》里，我们可以看到，黎元洪面对记者还是个新手，他勉强能用英语进行交谈，他努力地使用自己以为体面的语言，但在丁格尔看来有些词不达意。第一次面对外国记者，黎元洪有问必答，不使用那些让人一无所获的外交辞令，也许他对这些还不熟悉。在丁格尔的眼里，黎元洪是一个英俊的中国男人：“剪掉了大辫子，一头浓密粗硬的黑头发；眼睛微微眯起，不时闪着异常热烈的光芒，他的下巴给人以无比坚毅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他的军队背景，他容易被当作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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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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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格尔采访的范围十分广泛，包含了他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黎元洪坦诚地告诉他，革命的目标在于建立以美国式联邦为样本的共和国，儒教可能会成为全国性的信仰，但鼓励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外交上将延续清朝政策。单独专访黎元洪，丁格尔是第一人，事后他得到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到武昌任何一个地方。在丁格尔撰写的报道中，他对黎元洪的评价不无夸张之处：“以世界眼光看，他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是他这一代最有成效的改革家”，“黎元洪将军像一个伟大的国家木匠，正根据目的和用途打造粗糙的木料”。他甚至说：“如果没有黎元洪，中国可能不会有这场革命。”显然，这句断语对黎元洪奉承得有点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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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丁格尔在专访黎元洪之前，已经在革命爆发地的武昌四处活动，一半出于外国人的好奇，一半作为记者他要弄清楚这场让人发懵的革命究竟因何发生。在专访黎元洪的一个月前，他就来到了革命军的基地刘家庙。战斗虽然在持续发生，但并不激烈。在去刘家庙的路上，他曾饶有兴趣地观看革命士兵练习步枪实物射击，充当靶子的是两头无辜的小猪，它们浑浑噩噩地进入目标区，新兵们开始瞄准射击，亚洲第一共和国的缔造这两只小猪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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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丁格尔采访到一位前线司令官，这个剪了辫子的年轻人温文尔雅，像孩子般率直。年轻的前线指挥官爽快地答应丁格尔的拍照要求，并站起来摆好姿势，故意板起面孔，使他看起来更威严。这时一个侦察兵闯了进来，他很酷地挥挥手，示意他不要破坏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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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前线司令官的那天早上，丁格尔见到了清廷方面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清军提督张彪，他正在一艘汽艇上。这位败军之将看上去疲惫沮丧，满头乱发，眼睛布满血丝。那颗头此时正被悬赏五万元。对于丁格尔的突然到访，张彪并不欢迎，他翘着二郎腿盯着他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想干什么，你是哪国人？”一口气提出来了好几个问题，感觉他更像一个记者。这位大清提督的身上有着一股老气横秋的官僚暮气，与革命军的意气风发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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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彪在勉强接受采访之后，清军开始从北方大量涌入，战斗开始进入一个小高潮。前往战斗最激烈的前线需要乘船，几天前丁格尔搭乘的摩托艇驾驶员断然拒绝将他送到火线附近。但一个称职的记者不能被这点阻力难倒，只有到现场才能发出有价值的报道。丁格尔声嘶力竭地招呼小舢板，只要有人愿意把他送到目的地，钱不是问题。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他终于登上了一只木船，不久就来到交战区。登陆之后，一路上只碰到一个叫卖清军军火及空炮弹的穷人，这些宝贝可能都是在战场上捡到的，他像卖古董一样以高得离谱的价格站在路边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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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战斗开始了。清军的炮弹冒着蓝烟呼啸而来，让丁格尔吃惊的是这些炮弹似乎不是为了命中对手，只是发出一声响，在距离革命军前方500码的时候就落地了，制造了一个迷人的冲天水柱。丁格尔把从望远镜里看到的情形描述给身边的革命者，他们发出快活的嘲笑声。清军的射击持续了半个小时，因为没有把握好射程，效果相当于一场震撼人心的烟花。在清军发动攻击的枪炮声中，丁格尔索性趴下写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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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漫无目标的射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一尊威力最大的大炮很快将炮弹倾泻到革命军的阵地上。革命军缺乏训练的弱点暴露出来，一些人发出吃惊的“嘿呀”声，站起来转身就想逃离战场，另一些留在原地。更多的炮弹倾泻到阵地上，在年轻的革命者身边炸响。革命军真实的战斗力得到检验。丁格尔观察到，“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命令别人服从而反对别人的建议，没有人准备有序地将战斗进行下去”。战斗变成了一场无序的狂奔，丁格尔发现“自己混在几百名乌合之众中间，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行动。有的人把步枪高举在空中；有的人则把它指向同伙；还有的人把它拖在后面，没有人维持秩序”281。在一个地势相对安全的地方他们停止了脚步，为逃离了大炮的射程而兴高采烈。所有人都认为他们被打败了，有的人问枪是否应该丢掉，旁边的人回答说可以。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个炮弹横飞的战场上，仍然有农村老太太在路边兜售水果，一个刚刚跑下来的士兵用现金买了满满一背包，为他应当付10元还是8元讨价还价。那些改变中国命运的战斗充满荒诞的喜剧感，如果不是丁格尔的贴身观察和记录，我们无法想象在历史的神圣时刻会有那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细节。那些战士更像是在参加一场集体游戏，没有人来得及为他们灌输缔造新中国的崇高使命感，他们还没有从一个普通人的序列迈入真正的军人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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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庙战役就这样失败了，尽管革命军人数占优，但缺乏有效的指挥。反观清军，外国的军事观察家认为：清军运用了合理的战术，在炮火的掩护下稳步前进。清军的部署狡猾有效，那些从河南、山东调来的士兵被部署在最前沿，后面才是满洲兵。这样他们有效地维护了作战士兵的忠诚。革命党人料想：一旦清军了解到打仗的真正原因，就会加入到自己的阵营，因为清廷一直对北方部队掩盖了起义真相。清军的部署让这个天真的想法彻底破产，即使那些河南兵、山东兵想加入革命的队伍也没有机会，除了冲锋向前他们没有第二条路，他们的背后就是满洲兵的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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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低估了北洋军对清朝的忠诚，也低估了他们的指挥水平和战斗力，不管从哪一方面考察，这都是一支现代化部队。但是，与其说这支部队忠诚于朝廷，不如说它忠诚于袁世凯一人。丁格尔注意到，在每一座军营里，都悬挂有袁世凯的画像。这是大清军营中从未有过的一个变化，袁世凯后来的人生轨迹能从这里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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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在向汉口逼近，冯国璋鲁莽地宣称：汉口将会被焚为灰烬。野蛮的部队总是顾忌最少的部队，似乎没有一场熊熊大火作为陪衬，就不能显示出赫赫战功。当一些外国的观察者还在猜测那也许仅仅是一个威胁，如此的野蛮行径不可能被允许时，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从最初的几个点连成片，然后汇成火的海洋。大火映红了江面，映红了天空，曾经繁华富庶的汉口成为一口沸腾的大锅，变成了阿鼻地狱，几代人创造的财富经过四天四夜全部化为尘灰。目击大火的丁格尔坐在高耸的屋顶上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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