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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时代，最稀缺的就是确实的信息，假新闻太多了必然使报纸失去公信力，假新闻能推动革命，但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报纸因为畅销一哄而起，报业成为辛亥年间最能获利的产业，这其中自然鱼龙混杂。有些小报嘴里说的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为了多销，极力迎合群众心理，哗众取宠，如“清摄政王昨晚暴卒，清皇太后自缢死”，“京城失守，清帝逃去，庆王被擒”，“袁世凯宅被毁，妻妾自杀”，等等，这些新闻个个震撼，可是，这些“被死”的、“被擒”的人物过几天又出现了，又可能换个方式再死一次。民众受过几次欺骗后，就不看那些报纸了。为了继续吸引读者，有的报纸在电讯后面加上“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待到连“千真万确”的电讯也被识破时，读者就彻底不买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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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出格的是一家叫《军政总机关报》的小报，假新闻就不去说它了，其玩噱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期报纸的左上角印有图案一方，中嵌“大汉光复”四字，旁注：“俟汉军全数恢复日，持此领银元壹角，以副雅意。”说白了就是搞返券促销，但是，过几天又在报上对这项活动作了以下补充说明：“此项酬金总须满虏灭亡，大汉重兴，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一共和政府，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登报改元时，始得领取，以为国民祝贺之资，兼酬资助本报之雅，届时当备款以待，决不食言”云云。到哪里去领呢？“二马路东首外国坟山”。287玩弄读者没有这样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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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不能照见事实，它照见的是一般民众的心理。就像历史学家章立凡说的“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人们相信谣言，是因为人们希望事实就应该如此。在辛亥年，并非所有的报纸都倾向革命，可是他们无奈地发现，只要报纸登载了起义的新闻，就能卖断街，一旦登了诋毁革命的言论就无人问津。在上海，《申报》和《时报》这两大老牌报纸都登载过民军失败的消息，结果民众认为报馆造假，受清廷指使，竟将报馆玻璃砸碎以泄愤。民众根本不在乎真相，他们只要自己想要的“真相”，哪怕是谣言。他们能从假新闻制造的虚幻快感中与政府清算旧账。民众也不希望负责任的报纸出来辟谣，因为他们根本不希望从清朝即将灭亡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接受他们不想看到的现实。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也在自己的《内阁官报》上放出过不少假新闻，以各地都督来电的形式报道各地平安无事，可是，此时的清廷早已是人心散尽，公信力跌为负数，谁会相信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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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国民党人大谈假新闻的威力，其实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人心向背。几十年后，当他们也是公信力丧尽时，他们发现自己报纸上的假新闻同样无人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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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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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在报纸上围观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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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一个月，梁启超写信给罗瘿公，要他转告袁世凯：“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288孙中山也有个在数字上都是相同的说法。因报纸油墨是黑色的，所以辛亥革命又有“黑色革命”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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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对不能亲身参与革命的一般民众来说，他们只有通过购阅报纸，围观革命，借报纸这个媒介，完成对革命的“想象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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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望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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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兴奋的民众奔走相告，欣喜若狂。黄郛（后来出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夫人沈亦云回忆：“在上海，商店伙计每日争阅报纸，其不得者，数人聚看一张，或一人读给余人听，顾客与店员隔柜讨论光复与共和，延迟买卖。”289信息的发布中心立即成为人群聚拢的中心，报馆林立的上海望平街，连同周边的几条马路，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顿时人山人海。很多人天没亮就赶到这里，争购当天早上出版的报纸。不少人伫候在报馆门口，看到记者就立即围拢上去，打听最新最近的消息。整条望平街“自晨至夕，皆为之拥挤不开”，“攒首万人”，“交通为之中绝”，连工部局在这里的工程都受到影响。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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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众心惊，报馆齐张革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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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向门前探捷报，望平街上路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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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单一纸贴门阑，路上人人驻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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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某城光复矣，眉飞色舞竟忘餐。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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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报人新闻意识很强，有的报纸为了多登新闻，宣布暂停收刊广告，但一天一印的报纸还是不能及时反映最新动态，印发号外就成了常规手段，多的时候一天印发六七次以上，遇上紧急新闻连号外也来不及印时，就写在白纸或木板上，或挂在报社门口，或贴在玻璃窗上，让读者先睹为快。这些紧急手段基本满足了突发新闻的滚动更新，随时到来的电讯让蜂拥而至的市民欢呼或者愤怒，他们以“围观”的方式“参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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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向背很容易从读新闻的情绪上看出来，民军胜利，则欢欣雀跃；官军胜利，则满腔愤懑，甚至迁怒于报馆，因为那是发布坏消息的地方。当时在上海的黄炎培，经常到《时报》馆主狄葆贤的“息楼”聚会，他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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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上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打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高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报上一披露，整个报馆还哪里保得住。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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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记者严独鹤则说的更具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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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申报》还是一张洋商报纸，主持全馆的席子佩又是一个买办型的人物。他在这风云变色的时候，依然守着一套从新闻上抢先出风头的老手法，并不考虑到人心所向。《申报》一得到冯国璋部队攻陷汉阳的电讯，立即在门口贴出号外来，并加上很大的标题，画上鲜红的圆圈。望平街头的行人看到这张号外，顿时引起愤慨，纷纷涌进大门，向馆中人提出责问。馆中人见来势汹涌，赶快取出电稿，给大家传观，证明号外消息并非虚构。……群众在轰闹之下，就将报馆门口的大玻璃窗打碎，借以泄忿。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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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历史书都将砸碎报馆玻璃的暴民行动传为群众拥护革命的佳话，但柏文蔚在一篇访谈中不小心戳穿了这段佳话，可惜没被人注意，他回忆说：“时新、申两报载有不利于本党的战事消息，曾被同志捣毁。”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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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平街上出版的报纸，辐射了全国的各大城市，尤其是学堂的学生，报纸塑造了他们对革命的最初想象，也对他们的人生产生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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