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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众心惊，报馆齐张革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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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向门前探捷报，望平街上路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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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单一纸贴门阑，路上人人驻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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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某城光复矣，眉飞色舞竟忘餐。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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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报人新闻意识很强，有的报纸为了多登新闻，宣布暂停收刊广告，但一天一印的报纸还是不能及时反映最新动态，印发号外就成了常规手段，多的时候一天印发六七次以上，遇上紧急新闻连号外也来不及印时，就写在白纸或木板上，或挂在报社门口，或贴在玻璃窗上，让读者先睹为快。这些紧急手段基本满足了突发新闻的滚动更新，随时到来的电讯让蜂拥而至的市民欢呼或者愤怒，他们以“围观”的方式“参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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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向背很容易从读新闻的情绪上看出来，民军胜利，则欢欣雀跃；官军胜利，则满腔愤懑，甚至迁怒于报馆，因为那是发布坏消息的地方。当时在上海的黄炎培，经常到《时报》馆主狄葆贤的“息楼”聚会，他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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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上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打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高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报上一披露，整个报馆还哪里保得住。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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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记者严独鹤则说的更具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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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申报》还是一张洋商报纸，主持全馆的席子佩又是一个买办型的人物。他在这风云变色的时候，依然守着一套从新闻上抢先出风头的老手法，并不考虑到人心所向。《申报》一得到冯国璋部队攻陷汉阳的电讯，立即在门口贴出号外来，并加上很大的标题，画上鲜红的圆圈。望平街头的行人看到这张号外，顿时引起愤慨，纷纷涌进大门，向馆中人提出责问。馆中人见来势汹涌，赶快取出电稿，给大家传观，证明号外消息并非虚构。……群众在轰闹之下，就将报馆门口的大玻璃窗打碎，借以泄忿。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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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历史书都将砸碎报馆玻璃的暴民行动传为群众拥护革命的佳话，但柏文蔚在一篇访谈中不小心戳穿了这段佳话，可惜没被人注意，他回忆说：“时新、申两报载有不利于本党的战事消息，曾被同志捣毁。”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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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平街上出版的报纸，辐射了全国的各大城市，尤其是学堂的学生，报纸塑造了他们对革命的最初想象，也对他们的人生产生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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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在民国成立当天的报纸，“国”字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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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读中学的叶圣陶阅报得知武昌光复，大喜，第二天作了一首诗《杀北虏》。叶圣陶的同学顾颉刚说“我们在学校里再也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就是看报”，他每天到茶馆里买几份报纸就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因为他“身高腿长，走路快，就常常担任这个传达的任务”。叶圣陶他们也曾购买了几份在革命中出版的本地报纸《大汉报》，但本地的报纸没什么内容可看，专电都多抄自上海报纸。和上海市民一样，他们也是看到民军胜利的消息就兴奋，而看到官军胜利的消息则郁闷异常，为革命前途忧心不已，以至于学习都没了心思。“纸上革命进程”让他们产生了独特的高峰情绪体验，战事胜败、真假消息如过山车般的快速刺激。读报纸还让他们产生了投身报业的想法，他们的印象中“在吴地创报馆总不能及沪上”，但就是他们所看不起的《大汉报》也没有给他们报人的机会。顾颉刚曾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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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没有像样的报纸，所以军政府聘了张昭汉女士（默君）到苏州办《大汉报》，宣传革命。……我和叶圣陶君都心痒得很，请愿到报馆里帮她编辑，因为没有人介绍，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作为自荐书。但除了得到一张回片之外，还有什么效力呢。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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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消息无论传到哪里都引起巨大的波澜，梅兰芳曾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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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阴历八月二十一日的白天，我正在煤市街南口文明茶园（现为华北戏院）演出，忽然看见台下观众手持报纸，互相传观，交头接耳，纷纷议论。……上面登着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关于镇压武昌起义的“上谕”。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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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海的报纸也发行到北京，但在皇城根下，政权的控制更加有力，革命报纸在这里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双方控制的报纸都在发布真假莫辨的消息，翰林院编修徐兆玮在北京读上海报时发现其“登载北来消息几无一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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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学生，在北京上学，准备留美的吴宓的心境和叶圣陶他们明显不同。武昌起义两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夕，阅报，则湖北武昌府方有革党举事，而防兵复变，倒戈相向，以故武昌府城已陷，瑞督逃驻汉口，提督张彪已被捉杀。”吴宓所得到的是一个真假参半的消息，张彪没有被捉更没有被杀。因为准备赴美，他的心境不是像叶圣陶那样兴奋，而是慌乱和忐忑，“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来如之何而可乎？”296南北两地，因为距离革命中心不同，处境不同，心境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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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宓而言，不期而至的革命洪流让他赴美留学计划横生变数，他不可能对革命抱有欢呼态度，但对大清也没有什么好感，这种疏离的心境让他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双方的报纸宣传，他在1911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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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今日在此得阅《民立报》，其中盛称革命不遗余力。盖北京各报极力辩护，言毫无事情，好传荫昌胜仗，实皆不可凭信。而上海诸报则极力鼓吹，言革军之多胜利，实亦有过分语。吾辈今日处此，如在梦中，外间真确消息毫无闻知，实为不妥之至。恐事势紧急而临时尚无所知，不能预作防患之计，则诚非善也。……据今日报载，荫昌获一小胜，夺回大智门车站。或谓旋仍为革军占领，或又云今日长沙已为萨镇冰所克复。要皆难信其确也。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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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所记载的得不到确切消息的苦恼在英国外交官传回国内的情报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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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为止，官方没有向公众发表关于军事行动的消息，但今晨的北京《每日新闻》上载有一段短讯，据该短讯说：在距汉口几英里的铁路线上，荫昌将军统率的清军与起义军之间于10月18日发生冲突；经过三天的小规模战斗，萨镇冰提督的炮舰似乎已参加作战，结果是所谓清军大捷。然而，这个报道被其他方面传来的消息打了很大的折扣。瑞澄总督和萨镇冰提督的一份电报说明：在战斗结束时，清军处于很不稳固的地位。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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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报纸本能的反感，到利用报纸和革命军打宣传战，清政府也算是有所进步。既然报纸是双方一致认同的战斗武器，禁止登载不利于自己的消息和封杀对方报纸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吴宓曾在日记里说：“近日京师一切稍形镇静，缘自各报受禁令不得登载鄂事后，一切消息不易喧腾于社会间，而经济恐慌亦不如前日之甚。”299在四川，“总督又利用这个机会封闭了《西顾报》及《启智画报》等两家报馆，‘因其违背报律’。自本月7日以来，唯一发行的报刊是官方的喉舌《成都日报》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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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烽烟四起的时候控制消息源好比竹篮打水，于事无补，一些地方政府惊慌失措中甚至下达荒唐禁令：禁止阅读报纸，凡读报者即为革命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