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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在民国成立当天的报纸，“国”字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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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读中学的叶圣陶阅报得知武昌光复，大喜，第二天作了一首诗《杀北虏》。叶圣陶的同学顾颉刚说“我们在学校里再也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就是看报”，他每天到茶馆里买几份报纸就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因为他“身高腿长，走路快，就常常担任这个传达的任务”。叶圣陶他们也曾购买了几份在革命中出版的本地报纸《大汉报》，但本地的报纸没什么内容可看，专电都多抄自上海报纸。和上海市民一样，他们也是看到民军胜利的消息就兴奋，而看到官军胜利的消息则郁闷异常，为革命前途忧心不已，以至于学习都没了心思。“纸上革命进程”让他们产生了独特的高峰情绪体验，战事胜败、真假消息如过山车般的快速刺激。读报纸还让他们产生了投身报业的想法，他们的印象中“在吴地创报馆总不能及沪上”，但就是他们所看不起的《大汉报》也没有给他们报人的机会。顾颉刚曾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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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没有像样的报纸，所以军政府聘了张昭汉女士（默君）到苏州办《大汉报》，宣传革命。……我和叶圣陶君都心痒得很，请愿到报馆里帮她编辑，因为没有人介绍，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作为自荐书。但除了得到一张回片之外，还有什么效力呢。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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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消息无论传到哪里都引起巨大的波澜，梅兰芳曾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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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阴历八月二十一日的白天，我正在煤市街南口文明茶园（现为华北戏院）演出，忽然看见台下观众手持报纸，互相传观，交头接耳，纷纷议论。……上面登着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关于镇压武昌起义的“上谕”。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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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海的报纸也发行到北京，但在皇城根下，政权的控制更加有力，革命报纸在这里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双方控制的报纸都在发布真假莫辨的消息，翰林院编修徐兆玮在北京读上海报时发现其“登载北来消息几无一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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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学生，在北京上学，准备留美的吴宓的心境和叶圣陶他们明显不同。武昌起义两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夕，阅报，则湖北武昌府方有革党举事，而防兵复变，倒戈相向，以故武昌府城已陷，瑞督逃驻汉口，提督张彪已被捉杀。”吴宓所得到的是一个真假参半的消息，张彪没有被捉更没有被杀。因为准备赴美，他的心境不是像叶圣陶那样兴奋，而是慌乱和忐忑，“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来如之何而可乎？”296南北两地，因为距离革命中心不同，处境不同，心境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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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宓而言，不期而至的革命洪流让他赴美留学计划横生变数，他不可能对革命抱有欢呼态度，但对大清也没有什么好感，这种疏离的心境让他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双方的报纸宣传，他在1911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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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今日在此得阅《民立报》，其中盛称革命不遗余力。盖北京各报极力辩护，言毫无事情，好传荫昌胜仗，实皆不可凭信。而上海诸报则极力鼓吹，言革军之多胜利，实亦有过分语。吾辈今日处此，如在梦中，外间真确消息毫无闻知，实为不妥之至。恐事势紧急而临时尚无所知，不能预作防患之计，则诚非善也。……据今日报载，荫昌获一小胜，夺回大智门车站。或谓旋仍为革军占领，或又云今日长沙已为萨镇冰所克复。要皆难信其确也。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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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所记载的得不到确切消息的苦恼在英国外交官传回国内的情报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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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为止，官方没有向公众发表关于军事行动的消息，但今晨的北京《每日新闻》上载有一段短讯，据该短讯说：在距汉口几英里的铁路线上，荫昌将军统率的清军与起义军之间于10月18日发生冲突；经过三天的小规模战斗，萨镇冰提督的炮舰似乎已参加作战，结果是所谓清军大捷。然而，这个报道被其他方面传来的消息打了很大的折扣。瑞澄总督和萨镇冰提督的一份电报说明：在战斗结束时，清军处于很不稳固的地位。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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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报纸本能的反感，到利用报纸和革命军打宣传战，清政府也算是有所进步。既然报纸是双方一致认同的战斗武器，禁止登载不利于自己的消息和封杀对方报纸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吴宓曾在日记里说：“近日京师一切稍形镇静，缘自各报受禁令不得登载鄂事后，一切消息不易喧腾于社会间，而经济恐慌亦不如前日之甚。”299在四川，“总督又利用这个机会封闭了《西顾报》及《启智画报》等两家报馆，‘因其违背报律’。自本月7日以来，唯一发行的报刊是官方的喉舌《成都日报》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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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烽烟四起的时候控制消息源好比竹篮打水，于事无补，一些地方政府惊慌失措中甚至下达荒唐禁令：禁止阅读报纸，凡读报者即为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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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莫理循：袁世凯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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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清末民初的洋记者，莫理循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洋记者像他那样深刻卷入中国政局，影响中国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也找不到一个能与他相匹配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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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是一名记者，但莫理循因接近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物袁世凯而名声显赫，傲视公侯。他在中国17年的记者生涯中，前15年，他一步步登上记者生涯的辉煌顶点，为他赢得“北京的莫理循”的光荣桂冠。他的报道成为了解中国政局最权威的信源。而后两年，他却不自觉地堕为袁世凯的记者而不自知，像一枚石子一样在到达抛物线的顶点之后不可避免地跌落，他意识到了危机，但悲剧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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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记者都是跑出来的，莫理循同样如此。他原本是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但好冒险的个性促使他在1894年来到中国，在西南部长途旅行，从此他开始正式使用他的中文名字“莫理循”，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英文名“Morrison”还是被误认为是80多年前来中国传教的Morrison（译为马礼逊，就是创办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的那位），这让他哭笑不得。一年后他出版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这本书为他在英国赢得了名声，《泰晤士报》慕名而来，聘他为中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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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莫理循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一开始，他并不会采写新闻，一位日本同行教他如何买新闻，他买了一次，结果发现是假的。另一位同行建议他编新闻，并亲自示范，叫来一位中国佣人，用英语问他：“在满洲什么事情最糟？”佣人摇头说不知道。这位同行说：“俄国对满洲不好，你怎么说不知道？”佣人只好用洋泾浜英语回答说：“行行好，老爷，好吧，就当十分不好。”当天晚上，一封公诸世界的电报发出了。大意是：“本日下午，我与一位不愿提及姓名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他十分气愤地谈到俄国对满洲的侵略意图。”301编新闻的做法莫理循没有去尝试，而是开始了广泛的社交活动，从中寻找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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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的大名在欧美读者中被广泛知晓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让他声名远播的是他“被死亡”的消息。当时北京被围，消息不通，一度传言在京外国人悉数战死的情况下，《泰晤士报》特发讣告予以悼念，把他和英国公使窦纳乐、总税务司赫德排在一个版面上，和这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排在一起，读者有理由认为他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讣告的语言颇有中国式的谀墓气息：“在远东近代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他给《泰晤士报》发来许多极珍贵的报道，其价值用不着我们细说。他的报道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最佳天赋，颇有天才的气派。”在北京活得好好的莫理循指着讣告问一位同行：“你对此有何看法？”那位同行说：“《泰晤士报》花了大块的篇幅来刊登你的讣告，对你颂扬有加。这么一来，他们就只得把你的薪金提高一倍。”302不过，莫理循的工资并没有因为“被死亡”而增加，他自己也没有提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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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之后，莫理循利用《泰晤士报》的影响力，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至此，莫理循成为西方公认的东方问题专家，他开始步入记者生涯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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