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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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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莫理循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然而莫理循对记者生涯表现出了厌倦，因为薪酬问题他对《泰晤士报》满腹怨言，身体也很不好，他很想回到澳大利亚进入政界，开始另一种生活。但是，袁世凯没有忘记他，以极为优厚的薪酬聘请他为政府顾问。他的名字开始在报纸上频繁出现，这在他个人经历中从未有过。他以记者身份跨入政界，提高了记者群体的声望，在民初的中国，记者在一般人眼里依然是不入流的职业。中外报纸发表评论，对他赞誉有加。但同时也有相反的声音出现，一位日本记者认为：“过去一直到现在你都是个批评者，而现在你成了台上的，或者幕后的一个角色。”310确实，自从他在聘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他的处境就很像动物中的蝙蝠，英国人认为他是中国政府的雇员，代表中国利益；而中国人则认为他首先是英国人，会优先忠诚于母国。逆耳之言很快得到印证，他发现自己的影响力与当记者的时候相比判若云泥。他对袁世凯提出过不少忠告，但袁依然我行我素，而他作为雇员还得为之辩护，这让他情何以堪。一位美国记者在报纸上说：“莫理循充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时候，拥有比现在高两倍的威望，和加三倍的影响。”311跨入政界，于莫理循来说，等于是一个武林高手自废武功，然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心中的郁闷无法言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自信和倨傲”，而是不时表露出“愤懑和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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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全心全意地帮助袁世凯，为袁氏政府四处游说，不惜散布谎言。他对伦敦为中国和袁世凯所作的辩护被一位英籍华人讥讽为：“每个字都真像是从一位圆圆面孔肥肥胖胖的中国官老爷口中说出来的。”312他甚至走到新闻自由的对立面，帮助袁世凯建立现代新闻检查制度，打压不同的声音。他没有将袁世凯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区分开来，他认为反对袁世凯就是损害中国利益。他的活动让人眼花缭乱，很难定评。他担任记者的经验让他把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模式进行了升级，改善了这个国家的对外形象。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也正是通过他的努力而被公诸于世界舆论，揭露了日本的阴谋，得到了国外新闻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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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画报刊登的《袁世凯剪下他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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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对莫理循打击很大，成为他的致命伤。在民初的四年里，他支持袁世凯，为袁氏摇旗呐喊，出谋划策，他以为那将是一段历史佳话，却不料最后成为一个笑话。为了阻止袁世凯称帝，他奔波南方调查真相，当他发现各方拥戴帝制纯属骗局之后，直言袁世凯放弃帝制，说那些刻意制造的假民意是中国的耻辱。但沉迷于皇帝梦的袁世凯没有听进去，而是派人送给他一千元钱，不知是出于感谢还是希望他闭嘴。之后，他们将近三个月没见面。莫理循反对帝制的努力坚持到了最后，虽然毫无效果。当袁世凯在身败名裂中死去，莫理循不得不反省自己：“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错误。”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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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去世后，莫理循虽然还在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但他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他失去身为记者时作为公众人物的荣耀，成为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政权的点缀品。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在邀请中国代表团外国顾问时，人们居然没有想起他。要不是徐世昌点名，可能就没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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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完巴黎和会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看到了五四运动，但感到大惑不解，曾经感觉敏锐的记者已经被时代丢在了后面。不久，他病逝于英国的西德茅斯。他的墓与众不同，没有常见的十字架，而是用中国样式的汉白玉围栏围起，墓碑上写着“北京的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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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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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第六章 最是报人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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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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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出生的《民国暂行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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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立即实现了报纸的空前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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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之内，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井喷到近500种，总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如果仅看统计数字，这是一个“报界黄金时代”。但只要稍微深入内里，就会发现发展势头最猛的是政党报纸。民国肇建，短短一年多时间，会党林立，全国各地号称为“党”与“会”的组织将近700个，这些政党或政客，不约而同地创办报刊，将其作为喉舌和宣传工具。一些小政党、政治团体其实也没几个人，但也要拉杆子树大旗，创办自己的机关报。甚至一些个人也办起了报纸，办份报纸跟今天开个微博一样容易。让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是，当时还有一种报纸叫“鬼报”，只出两份，一份贴在“报社”门口，另一份送给出钱的老板。其内容就是搬来别家报纸的版面，换上自己的报头，彻头彻尾的抄袭，这种报纸仅在北京就有五十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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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报纸，大多无内容可言，所谓编辑无非“手执大剪一把，将外埠报纸割裂无数，再斟酌前后而连属之，勾之以红笔，粘之以浆糊，不一小时而两大张之日报成矣”314。由于党派如林，有点言论原创的报纸也多党同伐异，那些笔杆子们信笔成文，争勇斗狠，“纯以谩骂为事，不知报纸原则之何在”315。以温和的历史眼光看，这是一个国家报业进入政党时代的必然现象，党派报纸互相谩骂在报业发达的英美国家同样经历过这个阶段。拿报纸当宣传工具，这种追求言论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表达意见的自由，而非调查、公布事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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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人管理、吵吵闹闹的报界舆论，任何一个当政者大概都不会喜闻乐见，他们需要稳定秩序来建立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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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职权划分，出版事业归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内务部职掌，当时的内务部，总长为归顺革命的原江苏巡抚程德潜，程以江苏方面尚有许多军政要务尚待处理为由，未就职，部务由次长居正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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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字觉生，辛亥革命元勋之一。1905年赴日本入法政大学预备部，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在东京参与组织共进会，并亲手制定章程。同年秋入日本大学本科习法律。他办过报纸，是与改良派论战的干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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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这样既有法律背景，又有办报实践的人，对民初报界乱糟糟的局面当思有所为，只是没有想到他本想出台一个“报例”，结果出来的是一个“报律”，公布仅三天就被取消，可谓“见光死”。居正自己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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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元三月间，在已辞职尚未交待之内务部，余一时心血来潮，见上海报纸语杂言庞，思有以纳于轨物，以出版事业归内务部职掌，会集参事商议，拟订报例，属林长民参事起草，而林君误听为“报律”。适余因公赴沪，托张大义秘书长代行。林君草成后，交秘书长张君（张君云南人，亦革命党初作官者）。不俟余归，又不呈总统交临时参议院，即以电报发布。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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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所说的报律全称《民国暂行报律》。他把制定报律的初衷说成是“一时心血来潮”，又说“见上海报纸语杂言庞，思有以纳于轨物”，前后说法是比较矛盾的，他是有所见有所思才想到制定报律，只不过后来事情办砸了，自我解嘲一番而已。立法本来是一件严肃的大事，但民国政府刚刚成立，还没有上轨道，繁乱几乎是必然的，内务部秘书长未将报律草案请居正审阅，也没有呈报总统交参议院议决，居然就一通电报对外发布了。对立法程序的不熟悉已经到如此地步，可以想象报律一面世不遭遇舆论痛击就是咄咄怪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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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上的非法是《暂行报律》的致命伤，而其内容同样引起报界大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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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把起草报律的事交给参事林长民，没有亲力亲为。林长民起草的报律只有三条，不妨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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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暂行报律颁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一号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