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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舆论是一头肥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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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信息流通是专制极权的天然死敌。晚清的最后几年，随着报纸的勃兴，舆论的力量愈来愈不容小觑，稍微开明一点的大臣都知道报纸有益于国事，虽然常常让他们不舒服，但官员们也不轻易封报禁报，不跟舆论对着干。时代演进，大清的统治高层对舆论的认识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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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最高层对舆论认识的分裂生动地体现在张之洞和摄政王载沣的一段对话上。那是1909年，直隶士绅认为督办津浦铁路大臣非吕海寰不可，庆亲王奕劻却有意保举徐世昌兼办。张之洞闻听此事，带病入宫，当面询问摄政王有无其事，摄政王说确有其事，张之洞反对，说：“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摄政王很淡定地说：“有兵在。”张之洞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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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的愚蠢在于，他以为枪杆子能摆平一切，包括舆论。作为帝国事实上的最高掌权者，他的认识还停留在他爷爷的水平。张之洞说摄政王的“有兵在”是亡国之音，果然在老张驾鹤西去的第二年，大清朝就亡了，掘墓的恰恰是大清训练的新军，可见“有兵在”是多么谵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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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载沣之后的中国最高实权者，对舆论的认识显然要高了一个段位，但高也没有高到哪里去。舆论在他们的心目中，如同这大好河山一样不过是一头肥鹿，他们从来没有泯灭那颗主宰操纵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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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舆论和他们的利益相符的时候，他们也会打出舆论牌，貌似很尊重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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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袁世凯自洹上村复出，做了内阁大臣，不久即命唐绍仪到上海与革命党议和。但清朝亲贵，如恭王溥伟、肃王善耆等，大大的不以为然，公推代表向袁世凯质问说：“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都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政府官吏，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大清柱石袁世凯说：“你要我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的；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假如你们不满意，我只有向太后辞职。”恭王、肃王等一听，无语凝噎，只好各携眷属出京逃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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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朝廷叛臣，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但讨伐民意代表，舆论会沸反盈天，轻重得失袁世凯心里很清楚。他利用舆论抗辩质疑，并不代表他对舆论保持谦卑与敬畏。他对舆论的真实态度完全是工具化的，能利用的就利用，不能利用就毫不留情地打压，和对待政敌的态度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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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其写于1909年的专著《袁世凯》里认为袁世凯有“五大可惜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摧折舆论。他认为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交替、党派林立、革故鼎新之际，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莫若利用舆论。而袁世凯在组织责任内阁时，面对朝廷内外的强大阻力，他不知道组织机关报馆，主持舆论，反而迁怒于报馆，抓报人杭辛斋，流放彭仲翼，枪毙范朗秋。不知道制造、利用舆论，而一味打压反对声音，致贻跋扈之讥。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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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是，佐藤铁治郎这本大作同样被袁世凯封禁。当这本书印刷完毕，正准备装订成册之际，突然受到干扰。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以及天津海关道的官员，还有其他的知情者，闻风而动，他们认为此书出版会影响清朝与日本的关系，要求停止出版。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亦前来干涉，要求妥善处理。最后这批书全部被烧毁，只留一本以备检阅之用。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引用此书，就是因为当年侥幸留了一本，这本样书没有装订，因而遗失了一些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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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铁治郎认为袁世凯摧折舆论是事实，但说袁不善制造和利用舆论，那是因为他写书的时候是1909年，没有看到几年后老袁帝制自为时的表现。对于报人，他向来都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先收买，为己所用，收买不成再打压。自他就任大总统之后，借镇压“二次革命”之机，顺手就将民党报纸全部收拾了，史称“癸丑报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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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他的一番整顿，北方的报纸全在他的控制之中，为帝制大造舆论。“袁氏伪号甫经宣布，北京各报一致以洪宪元年揭诸报端。参政院劝进之案，尚未通过。而各报又一致有皇帝之颂，今上之称。”330报纸的统一行动，发出高度一致的声音，没有来自极峰的旨意，怎么可能呢？说袁不善制造利用舆论真是小瞧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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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称帝，他下面的一帮吹鼓手们不仅善于制造舆论，彼此之间还为争宠而展开竞争，以至于各种翻新、创意迭出。旷世逸才杨度组织筹安会进行理论鼓吹，梁士诒耻居其下，组织“各省联合请宴会”，连乞丐、妓女都被发动起来请愿，劝老袁早日登基当皇帝。虽说都是底下人干的，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袁世凯不好这个，底下人能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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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记者陶菊隐在他的《政海轶闻》里提到，当时有人密询袁氏：“公欲称王称帝，自为之可耳！即不然，得群雄拥戴，于事良便。奚必假手群儒以制造民意？”袁笑曰：“吾不欲开武人干政之端。至于所谓民意，不经制造，安有民意？吾为此，或亦未能免俗耳！”袁世凯的回答比那个脑残的载沣高明多了，他不迷信“有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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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舆论向来是人们在交流、争议中自然形成的，舆论的形成有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一是来源于群众自发，二是源于有目的的引导。袁世凯对舆论的形成未必有这样清晰的认知，但他显然对“有目的的引导”很有心得，以至于认为通过舆论鼓吹，就可以形成自己想要的民意。结果，后人称他制造出来的玩意儿为“假民意”，把自己害得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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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启超曾写专文讨论政治人物与舆论的关系。他与佐藤铁治郎一样，认为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是利用舆论的典范。当时，赫胥黎评格莱斯顿说：“格公诚欧洲最大智力之人，虽然，公不过从国民多数之意见，利用舆论以展其智力而已。”而格莱斯顿的朋友约翰·摩礼则说：“不然。格公者，非舆论之仆，而舆论之母也。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时势之真相，唤起应时之舆论而指导之，以实行我政策。此实格公一生立功成业之不二法门也。盖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舆论，其事事假借舆论之力，固不诬也。但其所假之舆论，即其所创造者而已。”梁启超觉得两人的说法都各有道理，但他进行了发挥，“谓格公为舆论之母也可，谓格公为舆论之仆也亦可。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苟非以此心为鹄，则舆论必不能造成”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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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公共性，为一己之私制造出来的舆论怎么可能与公共性兼容，怎能是真实的民意？通过控制报纸，左右舆论，形成符合自己利益的民意，这就是袁世凯的舆论控制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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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虽以身败名裂收场，但他的政敌孙文却发展出了影响至今不衰的“党报思想”。在这位被尊为“国父”的革命家眼里，新闻就是宣传，党报应是体现“舆论一致”的典范，他强调：“望诸君今日认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舆论。”他半带恭维地对记者们说：“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332这位伟人到了晚年，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与他年轻时所持的新闻自由主义渐行渐远。他的党报思想在他身后，不断被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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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袁大头还是孙大炮，他们对于报刊舆论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控制报刊即可操纵舆论，将民意争取到自己这一边。尽管当时传播学上的“魔弹论”，还没有被总结出来，但他们对报刊所持的观点完全符合“魔弹论”。这种后来被抛弃的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对人的作用就像枪弹打在靶子上一样，颇像射击场里所见：瞄准射击，靶子应声倒下。”333在大众媒体出现不久的中国，其传播效应确实合乎“魔弹论”。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报刊都是效果惊人的催化剂。当一种新事物刚刚展示出它魔术般的效应时，人们往往会夸大这种效应，以为它无所不能，“魔弹论”就是一种对传播效果的夸张，成为政治“洗脑”的理论依据。它完全忽视了人并不是被动的靶子，人完全可以不接受那些宣传子弹，也就不会应声倒下，迫于压力，最多表演一下假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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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官报的失败，袁世凯和国民党宣传的失败，无一不说明舆论从来就不是一只能被强人、强权乃至党派所主宰的肥鹿，迷信“魔弹论”，是把臭蛋当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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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章士钊的倔强与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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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一生颇为奇特，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他都是左右逢源的不倒翁，其人生际遇之好让人叹为观止。张鸣教授评章士钊，说他是“顺人”：“章士钊日子过的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334顺人很容易被联想为思想上无一定宗旨的风派人物，像墙头草一样随风俯仰，但章士钊不是这样，他的个性其实很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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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成名于“苏报案”，是个时人熟知的革命党。但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的时候，他却坚决不肯入会，和两年前的激进态度判若两人。这让很多老朋友都不甚理解，好动粗的马君武同他激烈辩论，气急了饱以老拳，可是他不为所动。拜把大哥章太炎和孙毓筠一起去劝他，“动之以情，更劫之以势，非署名者，不得出室庐一步。如是者持两昼夜，卒不许”335。搞霸王硬上弓也不行。同样拜过把子的张继不死心，对章太炎提议请美女吴弱男出场，来个玫瑰攻略。吴弱男是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孙女，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掌上明珠。早在当《苏报》主笔的时候，章士钊就对吴弱男有了倾慕之心，而吴弱男对章士钊的文章则爱不释手，并将他的文章译为英文印出。1905年春，吴弱男到日本，成为同盟会的英文书记。章太炎本是她的长辈，请她去劝说章士钊入会，她自然答应。不料章士钊还是坚持己见，并托吴弱男转语孙中山“爱情与政治不能相结合”。但两个互相倾慕的人是可以结合的，在多次接触中，两人成了情侣，不久订了婚约。有人笑话章太炎，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章士钊拒不入盟，纠缠了很长时间，直到黄兴出面帮他解围，“卒之克强明吾本怀，敢证忠纯不二，听吾自择，众亦释然”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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