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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定干的最荒唐的事情还是办报纸。袁克定不是报人，但若真想办份报纸，销量当不成问题，毕竟有总统府里的垄断信源嘛。但他办的是一份假报纸，彻头彻尾的非法出版物，专门骗他老头子，以坚定老头子称帝决心，实现自己的太子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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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冒牌的报纸叫《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虽说是日本政府在中国的“喉舌”，但多少还遵循新闻规则。袁世凯每天别的报纸可以不看，但一定要翻阅浏览这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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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为什么只对日本人办的这份报纸格外重视，每天必读呢？原因无他，一则对日本的态度敏感，二则胆敢说真话唱反调的报纸都被他“和谐”掉了，没什么看头。袁世凯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很像，路易十四严格控制本国的报纸，对本国的出版物进行严格的审查，但他自己却喜欢看自由的荷兰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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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因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旋起。国民党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哪里是北洋六镇的对手，孙中山等人重新做回“流浪汉”，四处“跑路”。袁总统在扑灭“二次革命”的同时，顺手就把国民党系的报刊全灭了，罪名是现成的“乱党报纸”。这一扫荡，全国报馆关门的就有300多家，北京有80多家。当然遭殃的不仅是国民党系的报刊，民办报刊也被逼做选择题，选项只有两个，一个是俯首帖耳听话，一个是不听话就关门大吉。至于租界里的洋报纸虽然奈何不得，但通过“禁止发卖，停止邮递”等手法，也基本就范（禁邮是执政当局对付不听话报纸的惯用手法），再说当时欧战正酣，西方列强也没闲心思对中国事务深度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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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一个“钉子户”，袁世凯一直搞不定，就是日本人的《顺天时报》。《顺天时报》不害怕袁世凯搞投递封锁，因为除了派报外，遍布北京的日本洋行也多是该报的代销点。相反，袁世凯越是钳制舆论，打压报纸，《顺天时报》越是坐收渔翁之利，市场这块蛋糕瓜分的人越少，吃的就越多，道理无须多想。《顺天时报》在1910年到1920年达到了辉煌巅峰，成为华北乃至整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报，最高发行量达17000份，这个数字在当时报界可谓天文数字。这个非凡业绩的取得袁世凯居功盛伟，没有他对报纸的大加杀伐，哪轮得到《顺天时报》独领风骚呢？都说“钉子户”怕流氓黑社会，袁世凯深谙此理，也玩过一些下流手段，比如派特务谋杀该报的华人编辑，但都因日方庇护，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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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一律的背景下，《顺天时报》成为偌大中国的一块“舆论飞地”，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是既羡且恨，感情复杂莫名。鲁迅曾批评《顺天时报》，说它是“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报纸，之所以能在中国煊赫一时，是因为“国人不争气”，但又不得不酸酸地承认“间有很确，为中国人自己不肯说的话”。民国报人龚德柏先生则说它是“最讨厌而最有销路的报纸”，只有它“敢登载一切不利于中国与政府要人的消息”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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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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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敢说的话，《顺天时报》敢说，这就是它广受欢迎一路畅销的秘诀，它毕竟还承载了一部分中国人的舆论诉求，可它偏偏又是日本人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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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顺天时报》唱衰帝制的杂音，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袁大太子，老头子万一叫停帝制，他这个太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何消除杂音？袁太子和他的智囊们一起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办一份假《顺天时报》送进总统府，用假新闻坚定老头子的称帝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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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袁克定亲自出马，花了三万大洋买了一套报纸印刷设备，亲任主编，把《顺天时报》里反对帝制的稿件改头换面成拥护帝制的内容。可以想象，袁世凯看假《顺天时报》一定是乐呵呵的，连自己鞭长莫及的《顺天时报》都在歌唱中华帝国，那他做洪宪皇帝还不是民心所向、天意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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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总统府毕竟不是孤岛，指不定哪天带进来一张真报纸，袁克定的阴谋就得露馅。这一天就真的来了。露馅始末还是照抄一段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的回忆录吧，当事人的回忆更精彩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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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即袁克定，作者注）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即袁克文，作者注）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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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的时候，袁世凯才发现他的反对者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片，不是星星之火而是星火燎原，不是远在天边而是火烧眉毛——护国军都打到四川了，几个省都宣告独立了。车子翻了想到刹车了，可是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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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想重做大总统，可是众叛亲离，没有人答应。6月6日，袁世凯在羞愤交加中暴病去世，临终前说了四个字：“他害了我。”袁家人猜测，“他”指的就是袁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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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有老袁制造伪民意在前，哪有小袁炮制假报纸在后？钳制舆论、控制信息的结果就是人民得不到真相，统治者同样无法获得，企图以假新闻得到好处，自己也会被假新闻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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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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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臣记者”薛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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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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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的报界，有一被人尊为“大哥”的人物，人称“薛大哥”，大名薛大可。在他老家湖南益阳的网站历史人物一栏里，你能找到一个三流运动员的名字，却找不到这位民国年间的报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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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奇怪，在民国新闻界，薛大可一度成为笑柄，“臣记者”三个字像狗皮膏一样贴在他的脑门上，他的个人形象想咸鱼翻身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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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袁世凯一心要恢复帝制，一帮文人跟在身边大吹法螺，梦想成为袁氏王朝的开国功臣，将来也有个好位子坐坐，薛大可就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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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薛大可也是一个半截子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时，受风潮鼓动，参加了革命党，反清排满。1904年，薛大可在上海，是军国民教育会一员，这一年11月，革命党人开大会商量下一步革命方略，计划做得很完备，却没想到革命志士万福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搞轰动效应，谋刺朝廷大员王之春。一帮书生设下饭局，专等王大人“入吾彀中”。这个王大人到餐馆一看，大厅里全是不认识的年轻人，当即明了这是鸿门宴，寒暄两句，托辞尿遁。万福华见谋刺不成，自己扑了上去，他哪里是王之春侍从的对手，立即被扭进了租界巡捕房。革命同志一下子进去了十三个，薛大可也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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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薛大可这次不幸死难了，冯自由在《革命逸史》里肯定要为他记上一笔，但他没死。人没死，后面的事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