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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护兵马弁,刺刀出鞘,分排两行,站在校本部前。校长命令把禁闭室里的一个叫方其道的学生提出来,然后叫方其道跪下。方说:“民主国家学生无下跪的道理!”王又令士兵拖他跪下,但士兵一松手,方又立起,斥校长违法。于是王又叫人把他按倒,接着斥责他:“不叫你看报,你偏要看报。排长警告你,你不服从命令,硬要看报,是不是违法?”方说:“世界各国,没听说禁止学生看报的。校长没来时,学校里有阅报室,学生不独随时可以看报,还可自由订报看。校长禁止学生看报,是什么理由?我们不像王校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不能看报。我们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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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话未了,王校长就接着说:“你这个狡猾学生,是革命党,你不招供,先打你二百屁股板子,快打!”随即几个马弁把方其道按倒在地……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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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所忆与杨樵谷稍有出入,他记得是“痛打四十军棍”,而不是二百板子。不管打了多少下,反正是打了,偷看报纸的方其道被打得血肉模糊,动弹不得。本来就积累了一腔怒火的学生一下子迸发了,军官学校成了暴动的大本营。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现在回想这一次的暴动,可以说是一幕趣剧。因为我们这位大校长,实在可以成为笑话的主人公。他是非常低能的,不会说话,也不会办事,只因与袁世凯有私人关系,才被派来做校长,我们一般同学平时就很轻视他。他是利用这四十军棍来示威,同学们又何尝不想借这四十军棍来泄愤!”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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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王汝贤,见局面到了实在无法收拾的地步,一不做二不休,打电话调来他弟弟担任师长的驻保定的第八师,把学校包得跟铁桶似的,并把学生骗上讲堂,收缴了全部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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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方其道被开除,全校停课、停操。校长由教育长杨祖德兼理。学生在岗哨的监视下,连大小便也有士兵尾随。看守学生的大兵也多是一些粗糙人,不可能那么尽职尽责,学生们于是在监视松动一些后,利用接见宾客、送客到门口的机会,换上便衣,插在宾客中混出学校,到南方去参加讨袁护国军。大兵包围学校五六十天中,全校两千多学生溜走了几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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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袁世凯暴病而死,洪宪迷梦破灭,保定军校才奉命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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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领袖文胆是苦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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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对记者生活产生兴趣是在1910年春,他从宁波赴杭州读书,途经上海。他的堂哥陈屺怀在上海办《天铎报》,他在报馆“寄寓数日,闻见渐恢廓,对记者生活,颇歆羡之”367。他曾就铁路国有问题致书杨度,并求教于任职《天铎报》的洪佛矢先生。洪老师看完之后,觉得写得不错,刊入《天铎报》并复函称许,鼓励他多投稿。受到鼓励的陈布雷坚定了当报人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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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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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初出茅庐的陈布雷正担任《天铎报》撰述。在编辑方针上,《天铎报》倾向革命者,但当时的很多报纸都称革命军为逆军,主持报馆的李怀霜十分谨慎,不愿附和,但又不敢称义军,于是模糊称之为“革军”。《天铎报》由陈布雷担任主笔,他曾连写十篇《谭鄂》,鼓吹革命,以至报纸销量大增,发行量达到四千份,有超越《神州日报》、《民立报》之势,陈布雷也因此名声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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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在记忆里闪闪发光的青春时光。在陈布雷周围,都是一时英杰。第一次走访《民立报》编辑部,宋教仁听说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之后,问他何以来报界做事。他回答说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宋教仁听后为之一乐,指着隔座的吕天民说:“君闻之否,此君乃以报馆为学校。不亦海上奇闻乎?”368自此,二人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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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铎报》馆,陈布雷有数次从政的机会,但都被他婉拒了。他的堂哥陈屺怀领导了宁波光复,曾想留下这个从弟佐军府文书,但陈布雷没有动心,“以纷纷投效者甚多,心不喜若辈,遂谢绝之”。十月,曾在《天铎报》担任撰述的戴季陶特地上门,力邀陈布雷到东北佐蓝天蔚戎幕,陈布雷以父命不许,且不愿离开《天铎报》而另谋他就,坚谢其意,戴季陶很生气,斥他胸无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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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元月5日,外交总长王宠惠带着英文撰写的《告友邦人士书》来到上海准备对外发表。此事被《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所知,邀请他来报馆,说报馆有位姓陈的评论员可以帮助他翻译。王宠惠起初不敢相信,这个只有四五个人的报馆能有这样的译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陈布雷翻译一段,一看,很满意,于是让陈布雷翻译全文,由他自己亲自校对。作为回报,这篇重要文告自然由《天铎报》率先发表。第二天《民立报》的徐血儿拿着报纸对于右任先生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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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可惜的是办公室政治。锋芒初露的陈布雷为功名心切的李怀霜所不容,终以各种借口将陈布雷排挤出报馆。但“真金子”总会被人稀罕,几家报馆相继聘他,他选择了老牌报纸《申报》,担任西报翻译。后又担任中学教师,从事教育事业,但始终没有脱离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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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他与另一位报界名笔张季鸾定识相交,富有戏剧性的是,两人的交往是从笔战开始的。那时,陈布雷任职《商报》,张季鸾主持《中华新报》。双方互相辩难的话题我在《陈布雷回忆录》和《季鸾文存》均没有找到。两人往返辩论七八次,陈布雷在《纪念张季鸾先生》一文中说:“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这是事后的谦逊说法,当时主动言和的是张季鸾,他在报纸登一短评:“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369正是文字交锋,让两支名笔有了惺惺相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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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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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张季鸾穷困潦倒,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北方进入孙禹行将军戎幕,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从政。陈布雷听说后驰书敦劝:“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张季鸾回书说:“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370相互期许要做终身报人。未几,他和胡政之共同主办的《国闻周报》出版,张季鸾重归报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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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四年,他和胡政之、吴鼎昌接盘《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见面,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主义。论者认为,这是中国职业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是中国报纸摆脱政党报刊,跳出纯粹商业目的,进入更高的独立报纸阶段,是中国报业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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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扼腕的是,在新记《大公报》面世的1926年,陈布雷开始游移于报纸和政治之间,而最终滑向了政治,从此不再回头。这一年,北伐中的蒋介石赠陈布雷一张签名照片。第二年正月,经革命元老张静江引荐,陈布雷在南昌谒见蒋介石。二月,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入党介绍人是蒋介石和陈果夫。从此,陈布雷将自己的后半生托付于蒋,成为“领袖文胆”、“天子智囊”,终究没有跳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书生从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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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在坚持抗战的困境中,《大公报》喜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的殊荣,这是中国报纸唯一一次获得该奖。4个月之后,《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因病辞世,享年54岁。他实现了终身为新闻记者的夙愿,赢得了“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荣誉,于人生选择而言,他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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