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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朋友对附加值是这样理解的：他说，评论其实是门槛很高的一种文体，你必须比一般公众知道得多，比如你能透露些内幕消息，或者你就此对相关人士进行过专题采访；否则，如果你跟读者知道的完全一样多，你的评论实际上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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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描述可以知道，评论的附加值就是那些“你知道得比读者更多的信息”：读者能通过读你这篇评论获得他所不知道或者忽略的信息和知识，你的评论中包含着你独家的信息、独到的判断或者独特的价值认知，或者是读者虽然明白某个道理，但不能像你这样以明白和精彩的方式表达出来。换句话说，让读者读完你评论后产生一种恍然大悟或有所收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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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美国的许多评论撰稿人很牛，一动笔就是“昨天的酒会上，鲍威尔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我在参加奥巴马的家庭宴会时看到”、“我在与希拉里闲聊中得知”……这些就是一篇高质量评论的基本要素，看到这些字眼你就能知道这篇评论的分量，里面有许多干货，有许多其他人得不到的独家信息。看这样的评论，当然会让人感觉很有收获，知道了奥巴马的态度，或者那个观点是与希拉里聊天时得来的，多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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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值——是“附加”在什么上面的“值”呢？是附加在新闻报道上面的值，即超越新闻已预设的判断和已包含的信息，用你独到的分析告诉读者从新闻中看不出的结论和读不出的信息。这样的“附加值”，正是人们在读了新闻之后还要来读你写的评论的理由。否则，如果你的评论根本未超出新闻已告诉人们的信息，读者凭什么还要再看你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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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想谈谈新闻与评论的关系。报社领导或编辑让评论员写新闻的时候，有一种习惯性的说法，你给某条新闻配一个评论吧。我最不喜欢听到这个“配”字了，这个“配”字暴露了一些人对新闻和评论关系的认识：在新闻面前，评论只是一个配角，评论只是为配新闻而存在，为让新闻显得更丰满而存在，是新闻的补充，是在新闻之外附着一种观点。买一送一，看新闻的时候，还配送一个评论。许多人潜意识中就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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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最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我一直认为，评论在文体表达上虽然很多时候要依据某个新闻由头，但评论绝不是新闻的附庸。评论，本身即是一种新闻的表达方式，是新闻的兄弟，而不是新闻的“二奶”。新闻，是新的，它提供一种对新近发生的事件真相的报道。评论，它也是新闻，它的新不是表现在提供事实信息上，而是观点信息、价值判断以及基于理性的分析而对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的事实判断。它引导人们超越新闻中包含的事实信息，而看到新闻背后更多的问题，提供一种有附加值的新判断，用观点完成新闻无法完成的任务，揭示背后的真相，提起某个议程，敦促权力的反应，从而推进新闻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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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评论的门槛也正表现在这里，要提出有附加值的观点，你必须知道得比读者更多——而怎么才能知道得比读者更多，从而让读者读了你的评论后“醍醐灌顶”、“深受启发”或“恍然大悟”呢？这就是附加值所要告诉你的。门肯说过，社论撰稿人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他对某个问题有明确的看法，在该问题上他见识广博，比一般人要知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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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附加值的评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评论没有提出观点，文章被事实性信息所支配，一直在复述新闻报道中的事实，或者引述其他相关的事实信息，引用别人的观点，这就是常被学界批评的“以叙代论”；其二，虽然提出了观点，但没有超出新闻报道中已经包含的、一眼能看出的观点，每个人看到新闻就能想到的简单道理，再评论就没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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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二、建立政治人脉——向李普曼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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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评论家李普曼有一句名言：从事公共事务报道的记者不能对自己的名誉视而不见，因为名誉不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为了了解世界，你必须要与一些人交往，而你的名誉则是与他们交往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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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提到的必须要交往的“一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那些掌握着“公众想知道的信息”的那些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政府首脑、政治圈中的上层人物、领导人的智囊、一言九鼎的政治家等。这些人的名字以你朋友的身份出现在你的时事评论中，这些人的话在与你私人交往时（而不是面向每个人的新闻发布会）透露出来，读者能从你的评论中看到你与那些一言九鼎者不同寻常的熟悉关系，你的评论就获得了最令同行们羡慕、忌妒、恨的附加值，也是你的评论读者最为欣赏、最看重的附加值。当然了，这也是美国的评论从业者一个必须迈过的职业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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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的意思其实是说，重视自己的名誉，与一言九鼎的政治人物交往，就是为了增加你评论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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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美国的社论撰稿人都很牛，动不动就是“鲍威尔走到我身边”、“我参加了奥巴马的家庭聚会”，这似乎已经成了美国的社论撰稿人和时事专栏作家的评论中不可缺少的修饰语，这样的“炫耀”证明美国的评论从业者都与政界精英和政府官员保持着一种很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亲密到，当发生了什么大事时，他们可以用手机直拨官员最私密的电话，开口就问：亲爱的比尔，你知道吗，今天华尔街……美国政治有这种传统，政府喜欢与评论家交朋友，评论家以成为政治家座上宾为荣，这种传统虽非自李普曼始，却在他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美国很难有哪个评论家能超越李普曼与政界建立的关系。试举以下几个引自《李普曼传》的例子证明李普曼与那些能决定世界命运的政治家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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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见赫鲁晓夫：他们在头等舱里刚刚坐定，机长就递过来一份苏联大使发来的便笺。克里姆林宫出现危机，赫鲁晓夫正在黑海，他希望能把这次会晤推迟一星期。“这不可能。”李普曼龙飞凤舞地在便笺上批了这句话，他们欧洲之行的计划已定，他要么如期4月10日到达苏联，要么根本不去。第二天早晨，赫鲁晓夫主席传话过来，他将如期接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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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斯福共进早餐：1914年春，李普曼终于达到了目的。精疲力竭的罗斯福结束巴西之行后回到纽约，邀请李普曼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早餐。李普曼写过许多关于工运问题的文章。他自愿为罗斯福起草一份关于工运问题的纲领。这时老罗斯福从餐桌旁边站起来，紧紧握住李普曼的手，对他说，他们现在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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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肯尼迪决定国务卿人选：12月6日，在吃晚饭前不久，李普曼接到肯尼迪总统的电话，问他下午晚些时候可不可以来拜访李普曼。一小时内，一大帮特工人员来到这所房子，四点钟，肯尼迪到了。此时肯尼迪总统当选总统后还不到一个月，他是来和李普曼询问决定国务卿人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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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这样的评论家，他知道得比读者多多少倍，他掌握着多少可以成为头条的信息，他的评论又怎么可能不有着独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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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一生都在努力建立他的政治人脉，我们能从罗纳德·斯蒂尔著的《李普曼传》中清晰地看到他的努力：进入新闻界未久，就十分注意与人交往，踏破铁鞋寻找政界大人物为伍，以获得更高明的教益和更高的知名度。20多岁起，他用自己的智慧和魅力，通过不同的人际圈，主动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等政界名流建立了日常联系，他每天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参加上流圈的各种社交活动。为了与政界人物保持合作关系，李普曼有时也会以适当的方式迎合一下那些政治家们的虚荣心，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当然了，早先是李普曼主动攀交政界名流，后来慢慢倒了个儿，他通过与一言九鼎的人物建立联系而使自己成为舆论领袖，评论在读者中有着很大的影响，那些政治人物都“攀附”李普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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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似乎并没有这种“官员与评论家交朋友”的传统，官员座上宾中最多的是商人，在中国当下的政治语境中，我们的评论家也根本做不到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昨天的酒会上，某某高官端着酒杯走过来坐在我身边”，很难追求这个层面上的附加值，但这应该是社论撰稿人们努力追求的方向，以美国的评论家为师，向李普曼学习，在自己的日常评论生涯中建立自己的政治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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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一般都是从记者做起的，从记者时就应该有意识地去建立自己的政治人脉，与政治人物交朋友，在政府和官员中形成自己的信息渠道。我认识的不少中央媒体的记者，因为大报记者或评论员的身份，他们常能接触和采访到高层人物，可惜的是，他们中多数缺乏成为舆论领袖的职业理性，那种高层的政治人脉成了他们走向官场的敲门砖，利用那种关系步入仕途成了领导的秘书或政府宣传官员，或者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成为官员和商人间利益交换的掮客（为领导寻租权力找商人，为商人认识领导搭建桥梁），少有将那种政治人脉转化为评论附加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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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当下中国做得最好的应该是胡舒立，这位被外国媒体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的《财经》杂志前主编，与高层保持着很好的联系，这使她原先主编的杂志经常曝光一些独家内幕，也让她原先每期“舒立评论”都具有独特的附加值。这位老报人的后代，经常出入高官府第，参加政治圈的社交活动，从而建立了让同行艳羡的高层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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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普通评论员来说，胡舒立式的人脉是一时培养不起来的，但在当下的体制空间下，起码能通过有意识的努力，与开明的部委官员、部委新闻发言人等建立比较熟悉的关系和沟通渠道。我们的评论员不能像美国评论员那样“昨天的酒会上，鲍威尔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起码可以写“昨天的酒会上，某部长走过来坐到我身边”。这不仅是评论的附加值问题，只有与政界、政府保持较好的关系，才能做出真正的高端时政评论，使时政评论突破低层次的价值判断，而有预测性的事实判断和政治判断力。当然了，那样的时事评论也更有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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