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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见赫鲁晓夫：他们在头等舱里刚刚坐定，机长就递过来一份苏联大使发来的便笺。克里姆林宫出现危机，赫鲁晓夫正在黑海，他希望能把这次会晤推迟一星期。“这不可能。”李普曼龙飞凤舞地在便笺上批了这句话，他们欧洲之行的计划已定，他要么如期4月10日到达苏联，要么根本不去。第二天早晨，赫鲁晓夫主席传话过来，他将如期接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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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斯福共进早餐：1914年春，李普曼终于达到了目的。精疲力竭的罗斯福结束巴西之行后回到纽约，邀请李普曼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早餐。李普曼写过许多关于工运问题的文章。他自愿为罗斯福起草一份关于工运问题的纲领。这时老罗斯福从餐桌旁边站起来，紧紧握住李普曼的手，对他说，他们现在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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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肯尼迪决定国务卿人选：12月6日，在吃晚饭前不久，李普曼接到肯尼迪总统的电话，问他下午晚些时候可不可以来拜访李普曼。一小时内，一大帮特工人员来到这所房子，四点钟，肯尼迪到了。此时肯尼迪总统当选总统后还不到一个月，他是来和李普曼询问决定国务卿人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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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这样的评论家，他知道得比读者多多少倍，他掌握着多少可以成为头条的信息，他的评论又怎么可能不有着独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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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一生都在努力建立他的政治人脉，我们能从罗纳德·斯蒂尔著的《李普曼传》中清晰地看到他的努力：进入新闻界未久，就十分注意与人交往，踏破铁鞋寻找政界大人物为伍，以获得更高明的教益和更高的知名度。20多岁起，他用自己的智慧和魅力，通过不同的人际圈，主动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等政界名流建立了日常联系，他每天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参加上流圈的各种社交活动。为了与政界人物保持合作关系，李普曼有时也会以适当的方式迎合一下那些政治家们的虚荣心，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当然了，早先是李普曼主动攀交政界名流，后来慢慢倒了个儿，他通过与一言九鼎的人物建立联系而使自己成为舆论领袖，评论在读者中有着很大的影响，那些政治人物都“攀附”李普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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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似乎并没有这种“官员与评论家交朋友”的传统，官员座上宾中最多的是商人，在中国当下的政治语境中，我们的评论家也根本做不到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昨天的酒会上，某某高官端着酒杯走过来坐在我身边”，很难追求这个层面上的附加值，但这应该是社论撰稿人们努力追求的方向，以美国的评论家为师，向李普曼学习，在自己的日常评论生涯中建立自己的政治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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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一般都是从记者做起的，从记者时就应该有意识地去建立自己的政治人脉，与政治人物交朋友，在政府和官员中形成自己的信息渠道。我认识的不少中央媒体的记者，因为大报记者或评论员的身份，他们常能接触和采访到高层人物，可惜的是，他们中多数缺乏成为舆论领袖的职业理性，那种高层的政治人脉成了他们走向官场的敲门砖，利用那种关系步入仕途成了领导的秘书或政府宣传官员，或者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成为官员和商人间利益交换的掮客（为领导寻租权力找商人，为商人认识领导搭建桥梁），少有将那种政治人脉转化为评论附加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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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当下中国做得最好的应该是胡舒立，这位被外国媒体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的《财经》杂志前主编，与高层保持着很好的联系，这使她原先主编的杂志经常曝光一些独家内幕，也让她原先每期“舒立评论”都具有独特的附加值。这位老报人的后代，经常出入高官府第，参加政治圈的社交活动，从而建立了让同行艳羡的高层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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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普通评论员来说，胡舒立式的人脉是一时培养不起来的，但在当下的体制空间下，起码能通过有意识的努力，与开明的部委官员、部委新闻发言人等建立比较熟悉的关系和沟通渠道。我们的评论员不能像美国评论员那样“昨天的酒会上，鲍威尔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起码可以写“昨天的酒会上，某部长走过来坐到我身边”。这不仅是评论的附加值问题，只有与政界、政府保持较好的关系，才能做出真正的高端时政评论，使时政评论突破低层次的价值判断，而有预测性的事实判断和政治判断力。当然了，那样的时事评论也更有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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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三、亲自去调查——以“接地气”戒除键盘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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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次的附加值，应该是自己亲自去调查。你不能向上获得权威信息源，但至少可以向下吧，通过采访获得第一手的信息从而作出判断。如果你的评论建立在自己的调查基础上，那么，也会让你的评论掌握一种信息优势，从而增加评论文章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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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息优势来源于评论写作者调查和采访的功夫。我们中青报《青年话题》编辑在编选稿件时特别注重这方面的稿件，并专门开设了一个叫“记者观察”的专栏，刊登记者在新闻现场或面对新闻人时所观察到的信息和建立在一线采访材料上的分析。不过这样的作者还是太少了，大家都满足于键盘上作出即时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举个例子说明记者采访时所观察到的比某些评论者在键盘上作出的判断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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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9日，针对西南交大副校长博士论文涉嫌剽窃事件该校举行新闻发布会一事，我们《青年话题》刊发了一篇作者来稿，题为《禁止记者入内，西南交大跟谁新闻通气》，根据媒体的新闻报道，批评该校在通报这一丑闻时将记者拒之门外，在大楼入口处，校方安排了三名保安及多名老师“把关”，禁止记者进入。该文刊出后，本报驻重庆记者立刻致电编辑说，他是参加了新闻发布会的记者，知道这个作者完全搞错了，纯粹是想当然的判断。记者告诉编辑，当天该校就这起丑闻举行了两场发布会，一场是对校内的通气会，一场是向外的新闻通气会，向记者介绍情况，他顺利地采访了当天下午的新闻通气会，其他媒体的十多位记者也顺利进场。那个作者没好好看新闻，完全搞混了两场通气会，人家内部通气当然可以拒绝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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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错就改，冤枉了人家当然得认错。我们后来刊发了本报记者题为《西南交大遭误伤》的评论，评论在澄清后说：我接触过的很多记者和评论者，都仔细查证、小心下笔，生怕弄错了事实和观点，给自己和他人的声誉带来损害。但是，也有不少评论，混淆事实，或者在没弄清楚事实的基础上，就下笔千言。我们发这篇记者来信，既是尊重事实，不避讳我们版面的错误判断，也是一种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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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坐在电脑前、依赖键盘创作的时评写作最大的软肋，也看出调查对评论是多么重要。其实，实地和一线的调查给评论带来的不仅是真实，更多的是通过“接地气”增加你评论的信息，也能让你的判断更让人信服。评论家更多时候应该从键盘前走出来，用脚去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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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芬克在《冲击力》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事实上，许多社论撰稿人至多用一两个小时为一篇稿子进行调查，而不是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或者，像汉森那样几乎花上两年时间。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撰稿人。在1994年佐治亚大学海因兹博士所做的一项全国性实地调查中，58％的受访社论撰稿人认为缺少调查时间是一个主要问题。44％认为缺少写作时间是一个主要问题。一个美国撰稿人说：不应允许任何撰稿人坐在社论部办公室里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自我冥想。他应该走出去同人们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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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提到的汉森，为了写一组关于虐妻的评论，她经过7个月断断续续的调查、直面的访谈以及对法庭非公开记录的文件和录音带的申请查看，然后才准备动手写作，她的系列社论《占有与伤害》发表后也引起了深刻的变化：虐妻问题成为该州重要政治议题，新的立法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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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评作者普遍缺少这种调查和采访的意识和习惯，流行用百度写作，看到一个新闻事件后，立刻在百度上搜索相关信息，作出简单的道德判断，然后一两个小时剪贴拼凑出一篇评论。你能从百度搜索到的信息别人也能搜索到，你有的那种道德常识别人也有，读者看到新闻就能预期到评论家会怎么评，看到你的标题就能判断出你会说什么，那么，你的评论怎么能抓住读者的眼球？这样的评论，自然就毫无附加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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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评论部主任张天蔚也谈到过评论员“接地气”的必要，他批评说“脱离实际、急功近利是当前时评写作的一大弊端”，他说根据长时间编辑稿件的观察，可以清晰地看出大批“时评写手”的工作状态。经常是某条新闻早晨刚刚在新浪网披露，写手的评论已于下午5点之前发至我们及全国数十家报纸的邮箱。这些评论，大多停留在以若干“普世”的公理为标尺，衡量一切发生在中国的现实，而后做出正确或错误、进步或落后的简单判断。这样的判断虽然有价值、公理作支撑而显得理直气壮，但由于距现实太远，往往成为不着边际的阔论。为了让北青报评论员不陷入上述怪圈，张天蔚于2006年提出动议，要求每个评论员每年至少一次走出北京，深入基层进行调研、考察，以增加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和切身感受。这一动议得到该报编委会的积极支持，也得到各位评论员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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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必有收获，评论员张天蔚以自己赴青海、新疆各地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收获的是什么？就是让评论能超越电脑前思考的那种简单判断，而多了许多现实的理性和情怀，这就是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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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媒体提出一个叫“评论记者”的工作机制，比如华中科技大学评论系教授赵振宇就以《嘉兴日报》为基地，探索“评论记者”，对那种过度依赖电脑和百度写作的评论弊端进行反思：评论员不是坐在办公室写评论，而是到采访一线去，像记者通过采访写报道一样，在采访的基础上写评论。“评论记者”是对那种“键盘评论”的纠偏。我倒以为，不必在价值上将评论和记者分开，评论员本就应该是一个成熟的记者，真正厚重的评论本就应该建立在扎实的采访基础上。评论与新闻的区分，并非表现在后者采访而前者不采访，而是表现在：新闻只能不带主观判断、完全尊重现实地作客观描述，而评论须有旗帜鲜明的判断和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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