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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利益原因是：发布坏消息更能让人赚到钱。其一，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普遍相信，只有把事情夸张到极致才能挣到钱，“金钱只存在于极端之中”。环保主义者如果不把环境恶劣形容到似乎明天“2012”就要来到，他们很难从资本家那里募捐到足够他们支配的钱；政客如果不将某种问题描述得非常严重，不解决的话明天就会导致大灾难，他们的政策很难获得支持。其二，社会精英在传播坏消息上推波助澜，对精英来说，情况很糟糕才可以让他们感到比别人更聪明。人们如果都安居乐业，对专家和精英的依赖就会大为减少，人们都会安享自己的生活而不会求助于所谓的“拯救者”，求教于专家渊博的知识和寄望于精英“引领人们走出危机”。其三是媒体对坏消息的偏爱，坏消息更容易引起轰动效应，坏消息更容易凸显“媒体在揭露社会丑恶”的正面形象，坏消息可以提升媒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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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掘思维，不满足于对表象的浅层认知，而在别人思考止步的地方再进一层，就能看到更深层次的是非。看到了在“坏消息综合征”上这种源于人性和利益的深层是非，就会对坏消息有更客观和理性的判断：不要把坏消息太当回事，不要以为坏消息这么多，社会就腐败不堪，社会真的像政客、专家、媒体描述的那样糟糕了，仿佛天就要塌下来了。坏消息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媒体和精英营造出的幻象，生活中的好消息还是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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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思维中有许多为了节省时间和方便判断而形成的刻板成见，比如，这个问题是体制问题，那个问题是社会问题，这个是由于贫富差距导致，那个是由于权力腐败引发——这些已形成根深蒂固的成见，以至于一看见与以前经验相似的问题和现象，就会条件反射般地归于这些刻板成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为了反抗这种偷懒的思维。平庸的大众在判断时，也许可以偷懒，但作为引领人们思考的评论家们，绝不能偷懒，绝不能让刻板成见去主导自己的思维，而要在大众停止思考的地方作进一步的思考，纠正那些浅见、偏见和谬见，用自己的理性和洞见提升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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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是社会理性的引领者，是舆论领袖，而不能反被乌合之众的非理性所引领，以迎合大众非理性的狂欢而“被舆论”领袖。浅层的是非，永远只是浮于舆论表层的道德泡沫，只有挖掘深层的是非，才能对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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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种对深层是非的挖掘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常情常理和逻辑，而不能为了表现自己很深刻，对事件作偏离于事实和逻辑的阐释，那就是过度阐释了。对一些个案进行无限的发挥，对一些特例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动辄上升到制度层面和体制层次进行貌似“深刻”的反思，这些过度阐释反而会遮蔽真正的是非，在“故作高深”中让真正深层的是非反而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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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像校园杀人案之类的罪恶，明明是偏执、偏激、病态的人做出的，非要上升到“贫富差距引发的阶层分裂”的层次，将个人的恶归咎于社会之恶和体制之恶，这明显是迎合偏激思维的过度阐释。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浅层的是非其实就是真正的是非，无须故作深刻、牵强附会地去挖掘并不存在的“深层是非”。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而不是迎合某种偏见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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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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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是非”和“完整的是非”针对的是一件事中一连串事实，“深浅的是非”是针对一件事的表象和本质，而“比较的是非”则是对两件事或更多的事情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分辨是非，在对比中作出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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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就事论事，这确实不对，可相比另外一件事另外一种行为，这已经算好的了。还有的人说，某种制度确实有缺陷，但相比以前的制度，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还有的说，相比某种罪恶，这个恶只是一种小恶，我们必须把眼睛盯着比这个罪恶恶百倍的那种行为，追问大是大非，不要被小恶遮蔽了双眼……这些，都是在比较中凸显是非，在反衬中彰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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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是非”信奉这样的原则：很多是非不能单纯去论，要在比较中才能凸显出更丰满、更有张力、更现实、更有说服力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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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是非”喜欢对现实中存在的诸种价值进行排序，比如，自由和平等，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法律和道德，在这些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进行排序。某种行为，虽然违反了道德，在道德上看是恶的，却没有违反法律，甚至能在法律上带来善的后果，“道德至上论”者可能视此行为为非，而“法律至上论”者可能会视此为是。不同的人，对价值的排序是不一样的，于是有了“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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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掉大堤淹掉万亩良田，单纯地看，当然是一种恶。可如果炸掉大堤能分流洪水，挽救下流城市数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当然是一种善。大善和小恶、大利和小弊的比较权衡中，能凸显出“大是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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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民主制度有没有问题？当然有，可能有多数人暴力，很多时候也缺乏效率，可相比不民主所带来的问题，对民众权利和利益的伤害，民主那点儿危害已经算不上什么了。所以，有人说，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或者说，民主是既有制度中最不坏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追求完美和至善，只能去追求“避免最大危害”这个次优的、最不坏的结果，这就是“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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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过一句话：自由只有因自由的缘故才能被限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罗尔斯的价值排序中，自由是居于首位的。只有一种限制和约束能给人带来更多的自由，或者是为了保护自由时，这种限制和约束才是正当的。这也是“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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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著名的“范跑跑事件”上，“比较的是非”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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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光亚学校的教师范美忠，地震时弃学生于不顾第一个冲出教室。——如果说这种求生本能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事后接连写文洋洋自得、沾沾自喜地为弃生逃命辩护就让人难以理解了，仿佛这是值得炫耀无比光荣的事，他发帖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范跑跑”这番言论引发轩然大波，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我也写了好几篇文章批评“范跑跑”，不过后来当我看到“范跑跑”学校的校长说的一句话时，我改变了自己的批判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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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媒体就“范跑跑”那番言论采访都江堰光亚中学校长卿光亚时，这位校长说：希望骂那些修楼修垮的人。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很明显：与其在这里集中舆论炮火讨伐和痛骂范美忠，不如去骂那些修楼修垮的人。我觉得，在对范美忠一边倒的舆论围殴中，这是非常冷静和理智的一句话。他没有沉浸在某种简单的道德义愤中，没有被某个抽象的道德议题遮住双眼，而是敏锐地紧盯住关键问题；他不是在为自己的下属开脱，不是借机转移话题和矛盾，而是提醒公众不要停留在某种群殴快感中，而应去关注最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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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耶稣的犹大固然可恶，但人们不能忽视了背后指使犹大的总督。房子倒塌时老师丢下学生逃跑确实不道德，应受道德谴责，但在把矛头指向“范跑跑”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即房子为什么会倒塌，是什么将学生置于这种危险之中，又是什么使老师陷入这种选择的困境？是纯粹因为震级太大，还是因为房子是偷工减料、不堪一震的豆腐渣？如果是后者，老师和学生都是受害者，最应该痛骂的是那些修楼修垮的人。卿光亚校长并非不知道“范跑跑”的那段话是错误的，可那毕竟只是一种出位的言论，相比之下，当时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为什么楼会倒塌”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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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高考改革的问题上，判断时也要有“比较的是非”。高考是带来了许多问题，又是应试教育，又是一考定终身。应试教育，人人喊打。可是要意识到，高考在中国不仅是一种考试选拔机制，更已经变成底层人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成为社会公平中最底线的公平。这时候，考虑高考改革时就不能只当作教育问题去考虑了。高考虽然带来了应试之弊，但起码是公平的，在公平制度和公平通道稀缺的当下中国，这是至为重要的，即使高考有弊端，但也是每个人公平地承受这个弊端。考虑到这一点，高考改革应非常谨慎。这，也是“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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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台一个政策，从制度设计和逻辑上能看出不少问题，可如果相比过去的政策有进步，也能看出政府解决上的诚意和善意，这种进步还是值得肯定的。这同样是“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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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比较得是符合逻辑、符合基本价值的比较，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就是偷换话题了。明明说的是A话题，通过不恰当的比较，将话题转到B上去了，明明本身是一种“很大的罪恶”，却以“更大的罪恶”来衬托自身，在“比较的是非”上要防止这种话题偷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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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新华社曾曝光过辽宁弓长岭区的公车改革，竟然给区委、区政府的正职领导每年发过8万元的货币补偿。针对舆论“补偿高得离谱”的批评，该区宣传部的负责人表示，车改之后确实比以前省钱了。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本区车改之前公车支出占正常办公经费的70％，车改第一年就综合节支3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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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种诡辩的逻辑，如今官场盛行一种逻辑，就是为了营造“起码比过去有进步”的次优幻觉，喜欢把过去描述得一团糟，尽可能地展现过去的缺点，以此论证如今有许多缺陷的改革措施尚不是最坏，什么“禁酒令省下了4300万”、“38个会议省1000万”，这种逻辑在车改辩护中被用得最多，辽阳弓长岭区的官僚就把这种逻辑用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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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并不苛求完美无缺的改革，认同次优思维，即使存在很多缺陷和不完美的地方，但并非比过去有所进步就一定值得赞赏。次优思维是一种务实的思维，但这样一种思维正被官场某种贪得无厌之辈所滥用，成为遮掩其惊人贪欲的遮羞布。比如某些地区的车改就是如此，他们利用公众对财政花费的不知情，反正过去的集体之恶也无法去追究，于是尽可能去丑化过去，把过去的情况说得很糟，从而论证如今并不算太坏，甚至算得上可以接受的次优。他们所做的不是论证改革本身的正当，而是在顾头不顾腚的丑化过去中为自己辩护。无论车补如何过分，但比过去还是有节约啊，“次优思维”就是这样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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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次优思维”本有两个原则：一是信息是充分透明的，过去的那些缺点和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人们可以基于充分的信息进行今昔对比；一是本身要有独立的、站得住的理由，本身要能经受得住起码的理性拷问，不能完全与过去相比来凸显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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