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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新华社曾曝光过辽宁弓长岭区的公车改革，竟然给区委、区政府的正职领导每年发过8万元的货币补偿。针对舆论“补偿高得离谱”的批评，该区宣传部的负责人表示，车改之后确实比以前省钱了。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本区车改之前公车支出占正常办公经费的70％，车改第一年就综合节支3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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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种诡辩的逻辑，如今官场盛行一种逻辑，就是为了营造“起码比过去有进步”的次优幻觉，喜欢把过去描述得一团糟，尽可能地展现过去的缺点，以此论证如今有许多缺陷的改革措施尚不是最坏，什么“禁酒令省下了4300万”、“38个会议省1000万”，这种逻辑在车改辩护中被用得最多，辽阳弓长岭区的官僚就把这种逻辑用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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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并不苛求完美无缺的改革，认同次优思维，即使存在很多缺陷和不完美的地方，但并非比过去有所进步就一定值得赞赏。次优思维是一种务实的思维，但这样一种思维正被官场某种贪得无厌之辈所滥用，成为遮掩其惊人贪欲的遮羞布。比如某些地区的车改就是如此，他们利用公众对财政花费的不知情，反正过去的集体之恶也无法去追究，于是尽可能去丑化过去，把过去的情况说得很糟，从而论证如今并不算太坏，甚至算得上可以接受的次优。他们所做的不是论证改革本身的正当，而是在顾头不顾腚的丑化过去中为自己辩护。无论车补如何过分，但比过去还是有节约啊，“次优思维”就是这样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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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次优思维”本有两个原则：一是信息是充分透明的，过去的那些缺点和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人们可以基于充分的信息进行今昔对比；一是本身要有独立的、站得住的理由，本身要能经受得住起码的理性拷问，不能完全与过去相比来凸显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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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实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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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层面上的是非，关注的是“应然”与“实然”的冲突。我们写文章作判断的时候，一般都喜欢用“理想的状态”来要求被评论的对象，去教育被批评者应该怎么样，而现实可能根本达不到“理想的状态”所要求的前提，不具备条件。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舍弃对理想标准的过度苛求，不得不把眼睛转向现实，用务实的眼光审视身边发生的一切，作出现实的是非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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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很多时候写文章，因为心中有一个理想的道德想象，所以写作时不免会流于高蹈。谈到某个立法，动辄喜欢说美国如何如何，可我们是在中国谈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的体制和国情与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许多制度在中国根本行不通，直接用美国的理论家以美国现实为蓝本创造出的理论套到中国头上，以美国理论来说中国的是非，很多时候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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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先生就曾写过一篇文章论这种现实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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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报道说，有回美国副总统戈尔来到纽黑文市，市长却根本不出面接待。因为美国市长是对下、对选民、对议会负责，而不太对上负责，所以不把副总统放在眼中。于是中国许多评论家借此批评中国官员见到上级就点头哈腰，应向美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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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的评论一句话就点中了要害：你让狮子去老虎家学什么呢？官员对上级领导的态度如何，这绝不是胆量的问题，甚至不是觉悟或者说作风的问题，实在是体制问题。倒是有报道讲，前不久哪里诞生了一只杂交的小狮虎兽，各方都很兴奋，可惜没两天就夭折了。制度是无法这样不顾国情而全盘移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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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另一个例子。关于高考改革，在前面刚说过，高考对于中国不仅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更是底层人向上流动的通道，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是许多人最后的选择。所以，涉及高考改革问题时，一定要把现实国情置于优先的价值衡量位置上，不能光凭依着理想的状态去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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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如今自主招生方兴未艾，许多大学都进行了面试招生的改革，即高校尝试甩掉高考直接通过面试招生，高考分数第一次与高校录取脱节。高校在进行这种改革时，就应充分考虑到现实环境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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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几所试点高校在报道中都竭力展示对面试的精密安排，又是体制保障，又是程序设计，又是技术保证，甚至抬出了名誉作担保保证不会出丑闻，总之是竭力说服舆论相信面试录取的公平。我想，这些学校再科学严密的面试程序设计，也难以消除舆论对面试录取人为不公的质疑。因为“面试录取隐藏着的不公”是一种大环境，高校也许可能通过努力改变小环境，做到力所能及的公平，但对“大环境”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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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大环境呢？比如，面试录取属高校自主招生，可当下高校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实现自主，如何在“招生”方面就能单兵突进地实现自主呢？比如财务不自主，许多名牌高校的招生大幅度地向本地倾斜，正是源于财政上对地方财政的过度依赖；比如教学不自主，开什么专业、用什么教材、教师的考评、教授职称的评审，都受到上级事无巨细的干预；比如校长不自主，大学校长嵌在行政序列之中，校长的任免权牢牢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中。这种不独立的大环境决定了“面试招生”很难实现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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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大环境”是当下的整体制度环境和道德水平。基于制度约束的失范，社会当下的伦理环境并不能让人放心，潜规则横行、暗箱操作流行的现实让不少人对制度失去了信心。由于社会在公平性、透明度、法治化、规范性、诚信度等基础秩序上不够完善，各种领域的权力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一项初衷再好、设计再缜密、考核再科学的制度，在这种基础秩序中运行时，都会在说情、找关系、递条子、塞票子中发生扭曲和变异。同样，“面试招生”由于过多依赖人为、主观因素，更容易发生这种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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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面试录取的公平只是一种想象的公平：脱离了社会大环境，想象面试有一个科学公正的程序，想象考官精心设计的问题能“考”出考生的素质，想象面对面交流的灵活考问能突破僵化的“人纸较量”——这实际仅仅是一种想象，回归到现实环境中之后，“想象的公平”会因为整体环境的复杂而变得不可控。公平并非想象得越完美越好，它最重要的品质是现实中的可控性。很多时候，大环境决定着公平实现的路径选择，现实的大环境下只能选择一种次优的公平实现方式。从这个角度看，既有的高考虽然有许多弊端，也存在许多不公，但在既有的“大环境”下，通过它实现的公平却是相对最可控的公平；面试录取虽然在想象中更公平，但“大环境”使其带有太多不可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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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层次上，现实的价值次序远高于逻辑想象和理论推演，评论家应把判断扎根于现实土壤中，而不是缥缈、理想的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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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尊重现实的逻辑，并非一味臣服于现实，如果不向“理想状态”迈进，只看“实然”而无视“应然”，社会就很难进步了。我强调“现实的是非”，是推崇一种在尊重现实中谨慎推进理想的进步观和改革观。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在脚下一马平川、没有陷阱的情况下，要保持仰望星空的理想，两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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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高考改革，如果总担心改革会带来不确定因素、可能隐藏腐败空间，那我们只能永远停留于原地，永远承受应试教育之害。公众也要在心理上戒除对“统一高考”的心理依赖，而对高校推出的寄望消除应试之弊的尝试保持一种信任。毕竟，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了那些可能蕴藏着的腐败空间再来着手进行高考改革，制度需要在实际执行中不断完善，而不应等所有问题都有了确定答案后才敢动手改革，质疑需要勇气，但有时候信任更需要勇气，中国当下高考改革就需要公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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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辩证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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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的是非”是想超越那种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敌即友、非是即非的二元思维，而能够在“非”中看到“是”，从“是”中看到“非”。并不是全是全非的全称判断，不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讲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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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过去拍电影，就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一个好人，他就是高大全，没有任何缺点，比如雷锋，甚至连谈恋爱的事情都不让说，觉得这会影响他的形象。说一个人坏，那就是万恶不赦的，没有任何优点，一定要把他踩在脚下踏上一万遍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实世界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也不是这样的，世界就蕴藏在矛盾中，时时处处都处于矛盾冲突之中。评论，也应该包容这种冲突，真实地反映事物内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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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和小说讲究冲突性，有冲突才有情节，评论也是一样，你评论层次的高低，决定于你的观点能不能包容更多的冲突，能不能在化解冲突中阐释一种价值，而不是在完全否定一种价值中坚持另一种价值。所以，我不喜欢看到类似这样的评论，什么“坚决反对什么什么”，“坚决倡导什么什么”。因为这样的评论的思维肯定是非黑即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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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句大家更熟悉的表达来说，也就是说评论要讲究辩证法，评论的思想性体现在超越是非对错的层次，而提升出一种更有包容性的判断。当然，我说的辩证法，不是如今那种已经庸俗了的辩证法，变得完全没有立场，完全走向相对主义，你说一个东西不好，他说要辩证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承认有公认的对错，一切都有正反面，最后变得没有了是非。我说的辩证法，它是有旗帜鲜明的立场的，只不过你在坚持某个东西时不能完全否定相对应的东西，不能霸道地把其他的一切都说成是不正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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