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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震区建景区是不尊重死者，这种联想其实只是我们内心一种非常自私的审美趣味（就好像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审美，会竭力赞颂寡妇的终身不嫁、烈女的以死抗争，而丝毫不考虑她们的现实生存一样），一种只顾自身的道德洁癖而不顾别人死活的旁观者思维。灾难已经过去，可灾难后幸存者的生活还要继续，身处其中的、从灾难中走过的当地人，他们的利益和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有权利重新开始生活，该娱乐的娱乐，该赚钱的赚钱，该重操旧业的重操旧业。要求灾区无娱乐，也许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道德审美和道德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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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种“站到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反躬思维。单纯地以旁观者的道德视角来看“震区建景区”、“废墟上建游戏基地”，确实有点儿不妥。可如果超越这种自私的审美视角，而设身处地地从灾难民众的现实利益角度去看，就会意识到这是他们的生活。灾难中死去的都是他们的亲人，没有谁比他们更尊重那些逝去的生命，没有谁比他们的心中更苦，可他们要咬着牙在废墟上继续生活下去。他们不能只迎合别人对苦难和灾难的观感而保持痛苦的表情，只能靠自己勇敢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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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着站到别人的立场去看问题，设身处地地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会看到更客观、更有人情味的是非。写评论，切忌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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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达志先生写过一篇题为《你也上那高高的塔吊去“秀”一把》的评论，也是在反躬中来谈是非的。农民工被欠薪，无奈地以跳楼的方式向老板讨薪，许多媒体报道时都用了诸如《外来工频演跳楼秀，为讨薪成跳楼专业户》的标题，相关政府部门也谴责“跳楼秀”严重影响了交通，并声称会严打农民工“跳楼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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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达志先生于是评论：只要有点自尊的人，若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去“频演”什么“跳楼秀”。我们什么时候听说或见过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为了讨工资而去跳楼，哪怕就只是去那高高的塔吊上，顶着猎猎寒风，忍受着“文明人”的奚落，冒着可能因“破坏公共秩序”被拘留的危险，试“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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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上那高高的塔吊去“秀”一把——作者就是想通过这种“设身处地”的吁求，来让那些“动辄称跳楼秀的人”明白，这是一种多么冷漠的称呼。不是被逼无奈，不是求救无门，谁会愿意冒着那么大的危险爬上高高的塔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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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四、利害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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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简单说说利害判断。这也是时事评论经常要作的判断：一件事的利益格局，对谁有利，对谁有害；谁得到的利益最大，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利益应该如何分配，利弊应该如何权衡，利害应该如何看待。一个人身上纠结着许多符号，是社会人、政治人、经济人……最广为认同和普世的身份是“经济人”，每个人都是经济动物，最基本的理性是追逐最大利益，利益是人的“最大公约数”。所以，作为经济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身处经济社会中，一个人最本能的判断就是“利害判断”：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有害，这件事对谁有利对谁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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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公共事务，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种“利害判断”的癖好。一事当前，会本能地首先去判断其利害关系，甚至无视真假，不顾是非，将利害判断置于首位。虽然缺乏理性，却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来无法避免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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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判断，要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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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要分清主观上的利害和客观上的利害。比如，对于沙尘暴，全国政协常委、防沙治沙协会常务副会长夏日某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说，沙尘暴有害也有利。比如，沙尘一方面污染空气，一方面也净化空气。一般沙尘天气和沙尘暴过后，尘埃落定的天空是最洁净、最晴朗的。原因是沙尘形成的气溶胶里面钙的含量较高，沙尘在降落过程中对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物质具有一定的中和作用，可以有效地减少酸雨。此外，沙尘暴所迁移的沙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些地区的土壤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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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专家客观地分析沙尘暴的有利一面，在主观上对沙尘暴并无价值判断。可不少评论家据此批评专家，似乎专家是喜欢沙尘暴的，是为沙尘暴和环境恶化辩护。这是对利害判断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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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要注意利害判断的边界和局限，不能对利害判断作无限的推理。你可以分析一件事客观上对谁有利对谁有害，在利害格局上作出判断，但不能因此就判断：因为这件事对这个人有利，所以一定是这个人做的；因为这件事对那个人有害，所以那个人不可能做。利害判断一定要言之有据，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停留于利害本身的逻辑推演上，否则很容易陷入阴谋论的逻辑谬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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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要警惕进入动机论的思维陷阱，以利害猜测一个人的动机。评论也是新闻，要以可以辨识、证据确凿的事实为依据，而不是去猜测人的动机。比如媒体对陈光标高调慈善的动机质疑，利害判断是，这样的高调慈善有助于扩大其公司的影响力，有助于拉到更多的工程，然后就判断陈光标做慈善的动机，就是做生意。这样的动机论，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是对慈善和爱心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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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附录：评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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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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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先生与我做同事三个多月了。大焕人极勤奋，工作也扎实，是无可挑剔的合作者。傍晚的时候，大焕跟我说，打算写一篇评论，有感于有关方面禁止国脚世界杯期间在报纸上开专栏，大焕认为此举侵犯了国脚的正当权利。我隐约觉得不妥，但当时急着回家，匆匆跟大焕说了一句：“大焕，我觉得你最近写东西太快了，这样未必好。”打算明天上班再跟大焕详细说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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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正在散步，手机响了，是大焕打过来的，他还在办公室。原来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暗示他最近在本报发表文章太多，抢了读者的版面。我说你误会了，无非咱们俩都是喜欢写评论的人，想跟你谈文论道一番。就拿今天你想写的这个题目来说吧，我敢肯定你在大道理上是对的，因为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国脚也是公民。但问题是，事情不能只讲一方面的道理。你想啊，国脚踢世界杯期间，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在报纸上开专栏？又想踢好球，又想开好专栏，这是不现实的。因此我那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怕你只往一个地方讲死理。大焕听了也就释然。我们约好明天一起吃晚饭，聊聊评论文章的写法。不过，既然我对此有些感受，也不妨先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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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太烂的文章，符合见报标准的评论，我以为大致有四个境界：一、把众所周知的道理讲清楚；二、讲出别人想不到的道理；三、权威；四、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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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境界是把众所周知的道理讲清楚。这样的文章是评论版上最常见的类型。当发生一件事，或者是某种潮流、思潮，作者有感于心，形成文字，讲属于大众第一反应的那种道理，扮演大众代言人的角色。例如，某副市长见死不救，可以写文章批评他不够“三个代表”，或者是没良知没人性；赵薇穿日本军旗装，可以批评她无知；王铭铭剽窃，可以批评他学术腐败，进而抨击整个学术界道德失范，等等。最近大焕就《南方周末》报道的教授“嫖娼”致死案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将其归结为程序正义的缺失和执法经济的泛滥，并在最后提出“丧钟为谁鸣”的问题，也属于这一境界。遗憾的是，由于特殊原因，文章最后未能在本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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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文章是最多的，竞争也最激烈，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层面上讲道理，很难说谁更高明。至于取舍的标准，大致有两条。一条是看谁的文字功夫更过硬，一条是看谁更带着感情来讲道理。像大焕那篇文章，字里行间无比愤懑，尽管我认为他只是在讲些一般的道理，大概谁都知道的，但我还是从内心里肃然起敬，并把它放在总编辑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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