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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正在散步，手机响了，是大焕打过来的，他还在办公室。原来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暗示他最近在本报发表文章太多，抢了读者的版面。我说你误会了，无非咱们俩都是喜欢写评论的人，想跟你谈文论道一番。就拿今天你想写的这个题目来说吧，我敢肯定你在大道理上是对的，因为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国脚也是公民。但问题是，事情不能只讲一方面的道理。你想啊，国脚踢世界杯期间，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在报纸上开专栏？又想踢好球，又想开好专栏，这是不现实的。因此我那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怕你只往一个地方讲死理。大焕听了也就释然。我们约好明天一起吃晚饭，聊聊评论文章的写法。不过，既然我对此有些感受，也不妨先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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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太烂的文章，符合见报标准的评论，我以为大致有四个境界：一、把众所周知的道理讲清楚；二、讲出别人想不到的道理；三、权威；四、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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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境界是把众所周知的道理讲清楚。这样的文章是评论版上最常见的类型。当发生一件事，或者是某种潮流、思潮，作者有感于心，形成文字，讲属于大众第一反应的那种道理，扮演大众代言人的角色。例如，某副市长见死不救，可以写文章批评他不够“三个代表”，或者是没良知没人性；赵薇穿日本军旗装，可以批评她无知；王铭铭剽窃，可以批评他学术腐败，进而抨击整个学术界道德失范，等等。最近大焕就《南方周末》报道的教授“嫖娼”致死案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将其归结为程序正义的缺失和执法经济的泛滥，并在最后提出“丧钟为谁鸣”的问题，也属于这一境界。遗憾的是，由于特殊原因，文章最后未能在本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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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文章是最多的，竞争也最激烈，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层面上讲道理，很难说谁更高明。至于取舍的标准，大致有两条。一条是看谁的文字功夫更过硬，一条是看谁更带着感情来讲道理。像大焕那篇文章，字里行间无比愤懑，尽管我认为他只是在讲些一般的道理，大概谁都知道的，但我还是从内心里肃然起敬，并把它放在总编辑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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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境界的文章，由于所讲的道理众所周知，因此有真情实感特别重要。但是，追求真情实感也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电话里跟大焕讲的，容易一根筋认死理，只管把一个道理讲通了算，却忽略了现实之复杂多变，在平衡感上容易产生缺陷，甚至流于高蹈。比如禁止国脚开专栏这个话题，只想到这侵犯了言论自由，却没意识到国脚入选国家队，实际上等于签订了一份合同，尽管这份合同里没有关于限制言论自由的明确条款，但国脚既已签约，就等于承认在特定情况下，放弃自己某些方面的权利。世界杯属于“特定情况”，停止写专栏就是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放弃部分言论自由的权利。可以打个比方，你加入国安局，那么你所享受的言论自由就要比普通公民少得多；如果你坚持平等的言论自由权，那么你必须退出国安局。国脚之于世界杯，也是一样的道理。远者不论，爱尔兰队的灵魂人物基恩，最近就因为发表不适当言论，被开除出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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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类文章存在某些缺陷，但它们是评论的塔基，也是社会良知和公众态度的晴雨表，你永远都必须面对，否则也谈不上其他三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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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境界是讲出别人想不到的道理。“发前人所未见”也好，“剑走偏锋”也好，它追求的是思维的乐趣，而在道义感上比第一类稍逊。已故的朱海军是这一境界典型的实践者。朱在世时饱受攻击，但谢世之后，他那些独特的思考和论断至今仍为我们所追忆。有人就说，不在于他是否正确，而在于他独辟蹊径的精神给我们鼓舞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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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报纸评论版，这个境界的文章不能没有，否则如泥塑木胎缺乏活气；但也不能太多，否则就显得太另类，也不庄重。我理想的状态，十篇文章里只要有两篇这样的也就甚好，不能再多，否则绝对会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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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基本属于这个境界的作者。有人评价朱海军凡事都要“反着来”，我倒未必非“反着来”不可，但坚决不肯“正着来”。也就是，当我思考一件事的时候，首先会琢磨别人会怎么想。如果断定别人都会批副市长不“三个代表”、赵薇无知、王铭铭学术腐败，那么我肯定就不再说这些话了。我会想想，还有没有别的道理可讲。要是有，我就写出来。正所谓“凡事存在必有其合理性”，多半我都能找出些道理来。由于这个缘故，我的文章在一般读者看来，大都具有启发意义，但无疑在道义的力度上要差很多，因为我放弃了“第一判断”或曰本能的判断。应该承认，本能的东西往往是最有力量的。我因此具有某种“智者”的色彩，但给人的感觉有时是面目模糊，缺乏“一以贯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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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境界基本上属于聪明人，追求的是文字的乐趣。它不是大众的，因此也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但如果没有这种东西，想来世界也相当无趣。如果拿我和大焕比较的话，大焕比我具有更好的成为主流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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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境界是权威。我常想，如果自己的评论文章能够“权威”，我宁愿放弃第二种境界。但我知道，可能我永远都无法“权威”，倒不是剑走偏锋的思维习惯问题，而是受制于两个方面：一、组合材料的能力；二、逻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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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表达过这个意思：评论文章的高低，关键在于你掌握的信息量，因为世界上的“道理”是很少的，不过那么些条而已。再一个，“道理”是需要信息量来支撑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举例子”。但是，若仅仅停留在举例子的层次，也就是一般的议论而已，无法达到权威。所谓权威，首先是你得比别人知道得多，而且你还得把你知道的合理地组合起来。前些时候有人在青年话题版发表文章，谈到国内评论界没有专栏作家的遗憾。在他看来，专栏作家往往代表权威的声音。比如美国大楼被炸，观众看完新闻后，马上会想到去看看专栏作家们怎么说。专栏作家不是纽约市长，更不是美国总统，他凭什么权威？就凭他比一般人知道得多。可能他有“人脉”或者“内线”，或者他关注这一问题很多年，手上掌握大量资料。总之是，由于他比一般人知道得多，所以他的观点被认为值得信赖。我之无法“权威”，实际上也等于我问自己：你能不能成为专栏作家？如果能，你能成为哪个领域的专栏作家？很遗憾，答案全都是否定的，因为我在任何领域都不敢说我比一般人知道得多。我是个挺杂的人，在第二个境界上这是优势，但到了第三境界就变成劣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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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的曹景行、阮次山有专栏作家的样子了，但跟美国的大牌专栏作家相比，无论知识背景还是人脉关系，那又差得远了，也就可以在中国文化圈称强。难怪有人嘲笑阮次山是“言必不中”，实际上还是因为他的信息渠道很一般，不过每天看几十份报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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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另一要义是必须有良好的逻辑和方法。没有专业训练，很难达到这个要求。以论坛人物而论，莫之许最接近这个要求，但他的问题出在信息渠道上，太过民间化，离“权威”就远了。只有好的逻辑和方法，才能够把掌握的信息有效地组合起来，进而形成权威结论。以我本人来说，这方面欠缺甚大。本质上，我是个经验主义者。而经验主义，做到海外马悲鸣那个份上也就到头了。即使马悲鸣，我也看不出他还有多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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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境界，也是评论的最后一个境界，叫做情怀。王国维说“有境界自成高格”，而我则以为评论是“有情怀自成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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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东西可以学，唯独情怀学不来。鲁迅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来者再学，固然也可以“哀”、“怒”得形似，但其间微妙的分寸感，就很难把握了。就说“哀”、“怒”，绝非平白地“哀”过来“怒”过来，怒则发冲冠，哀则泪如雨，到头来怒还是怒，哀还是哀，两根线拧不成一股绳。只有鲁迅，那种让你难以言说的混合，才真正当得起情怀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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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说情怀唯鲁迅独有，之后再无，实乃情怀有一大敌，名曰世故。人能登上顶峰而不世故，难矣，中国人犹难。我看评论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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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第七讲 评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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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挑了三个西红柿放到秤盘里，摊主说：“一斤半，三块七。”大爷说：“我就做个汤，用不着那么多。”说完去掉了个儿最大的那个西红柿。摊主迅速又瞧一眼秤：“一斤二两，三块。”正当我看不过去想提醒大爷注意摊主秤时，大爷从容地掏出了七毛钱，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扭头走了。这就是逆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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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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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科、专业和行业都有各自的思维，以至于他们一旦把自己的思考以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时，我们就能从他们的思维表达窥探到他们的行业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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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当一个人嘴中不断冒出成本与代价，言必称收益的时候，甚至能从狗屎中看到价值的，他应该是一个搞经济的，因为他流露出一种十足功利的经济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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