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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有人觉得我这样去界定评论思维，很有些偏激，为什么非要质疑和批判呢？如果是值得赞扬的好事，如果真是一种进步，为什么不能去赞美和叫好一下呢？现实中确有不少朋友这样地反问过我：你的眼中难道就没有光明的一面吗？你的心理难道就不能阳光一些吗？明明是好事，你还是要质疑。甚至有人嘲讽评论员的这种批判思维，称：成为时评家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心理要足够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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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批评，我不以为然。时评这种文体，时评家这种职业，其存在最大的价值就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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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有许多文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分工，在诸种文体分工中，太多的文体主动和积极地承担着“歌德体”的功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塑造典型，以赞美和表扬为主，从悲剧中寻找能体现正面形象的元素，尤其以把悲剧变成喜剧，将丧事办成喜事，将罪恶洗成闪光点为能事。批评和质疑成为一种极为稀缺的品质，于是，时事评论，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种批判的任务，在政客夸夸其谈的鼓吹中，在宣传家的一片粉饰之声中，在软乎乎的赞美泛滥成灾的时候，做一个不合时宜的批判者，承担起“啄木鸟”那样的功能。你的声音一定会让人感觉很刺耳，但是，你的声音又是这个社会进步所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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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台了一个对百姓有利的好政策，体现了一种进步，难道评论家们不应该去赞美和鼓励吗？不要怕缺少鼓励和赞美，在评论家准备动笔进行评论之前，赞美的声音早就铺天盖地了，宣传干事们早就把政府这个政策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进行了远超出其现实价值的拔高，一二三四，首先其次再次最后，表现了，体现了，彰显出，展示出……当许多文体早已充当了吹鼓手，时评还能怎么去赞美呢？在众多溢美之词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些形容词，再上升到更高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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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他文体都取向赞美之时，这个社会需要有一种文体去扮演质疑和批判的角色，时评无法推卸这种挑刺的责任。为了社会的进步，时评要担当起那种让人感觉不舒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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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再完美的政策，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它也可能有缺陷和漏洞，有政策的设计者没有想到的地方，有某种思维的死角和理性不及之处，需要目光锐利的时评家毫不留情地指出其缺陷。指出缺陷，既是为了补上漏洞，也是为了提醒决策者对制度可能导致的问题进行先在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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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再客观的制度，由于决策者的利益立场，也可能隐含着某种利益偏向，隐藏着既得利益者某种自利的安排，这时候，时评家要目光敏锐地发现这种包裹着利益的规定，并将其挑出来，吁求更公平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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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再完美的善，它也可能隐含着某种问题，它可能在个案上满足人们的某种道德感，符合人们的直观感觉，却不符合普遍的正义价值。正义优先于善，时评家这时要突破那种浅层的道德感和廉价的同情，而选择追求一种更深层、更普遍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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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力需要怀疑，而且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怀疑，这应该是时评家永远的格言。基于公权力的侵略性和伤害性，还有其巨大的合法伤害权，应该永远对公权力的所作所为保持质疑的目光，正像政治学常识所告诫我们的，要将其想象成一个随时会作恶的魔鬼，而不是想象成天使。不用担心这种怀疑和批判会伤害公权力的积极性，只有以不信任和“最坏可能的想象”为制度起点，才能在制度上保障一个有公信力的、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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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需要怀疑，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人性是自私和幽暗的。歌颂人性伟大的任务交给那些宣传家和鼓动家们，时评家应致力于发现和揭露那些幽暗的一面，并不留情面地去防范和鞭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这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评论家应该就是这个社会的牛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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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赞美的事物需要怀疑，被捧上神坛的东西需要质疑，包裹着道德优势的人值得怀疑，喜欢把正义放在嘴里的人需要质疑，拿弱者和穷人说事的人需要怀疑。不是只批判强者，只批判制度，只批判别人，弱者也需要批判，个人也需要批判，自己骨子里那些劣根性和偏见同样需要反省和批判，不放过所有的恶，一切成为某种定论的东西都不能逃避质疑。这样的批判才算彻底，才是真正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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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拿“缺乏建设性”来指责时评家的批判思维：你总是在批判，那你有建设吗？你总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政策出来试试？这种反问是很没有道理的，社会分工不同，一部分人去从事政策的制定，也要有人充当对政策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角色，否则的话，决策者就会陷入封闭之中。我也许设计不出更完美的政策，但我能看出问题所在，于是我就把我的疑问说出来。决策者制定政策，这是一种建设，时评家进行批判，指出可能的问题所在，这也是一种建设，没有这种批判性的建设，政策不可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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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喜欢用“善意”和“恶意”来对批评进行区分，说“善意的批评”我就接受，“恶意的”就不理睬。这也是不对的，你怎么能区分批评是善是恶呢？作为一个被批评者，只能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了。除了私人恩怨，在公共事务上，没有人是恶意去批判某个政策的，只有语言上的尖锐与温和，而没有动机上的善意和恶意。这个问题上，被批评者面对批评时要有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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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家，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很特殊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是钻在书斋中研究高深学理问题的专业知识分子，另一种是喜欢在公共事务上运作自己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保持着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时评家在气质上与公共知识分子更接近，不过，他们比公共知识分子更贴近这个社会，他们每天关注时事，对这个社会每天发生的事件保持着密切的注视，于是有着更强的现实关怀。这种与现实的贴近，需要他们保持更为彻底的批判精神，用自己锐利的目光和敏锐的观察力，指出一个个政策中的缺陷，一个个新闻事件中的恶，一个个社会现象中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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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强调评论者要有批判思维，还基于这样一种认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一个批评不太自由的舆论语境中，当批评成为一种禁忌的时候，时评家更要争取那种批判的权利，争取更多的批判话语空间。不能自由地批评，那么，赞美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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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二、经验思维：不能空谈抽象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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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维之外，我最经常强调的就是评论的经验思维了：时事评论，它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贴近，它需要经验理性的支撑和事实的证明，时评家需要臣服于现实的逻辑和经验的知识，而不是进行纯粹的理论推导和抽象的逻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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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从理论上去推导，狗屎是可以吃的，但是，现实中没有人会去吃狗屎。当现实中的结果与理论推导出的结论不符合的时候，需要时评家去正视现实，而不是去坚信自己的理论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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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某些评论，云里来雾里去，不是把自己的论证建立在深厚的现实土壤中，而是就理论谈理念；抽象地谈许多概念，而不是就事论事地谈事实。就像数学公式那样，一步一步地进行抽象的逻辑推理，看不到事实。这样的评论是失败的，即使逻辑非常严密，推理完全符合形式逻辑，但也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人间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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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评论需要理论支撑，需要诸种学科的知识成果，但不能全是理论的照搬，要与你所要分析的事实结合起来，用你所理解和消化了的、公众能听懂的常情常理常识去说服人，而不是仍停留于高深晦涩的理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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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都是尊重常情常理的一般大众，而不是喜欢在艰深的概念中遨游的学术界的专家教授研究者们。这些读者，他们理解时事主要依赖的是实践理性，是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和常识。所以，你的推理一定要契合他们的这种实践理性和经验认知，当你的那些抽象的空谈和纯理性的推导完全脱离了现实的土壤之时，读者就会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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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是，你所从事的评论写作，是一项需要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的工作。你评论的每一件事，都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公众需要你的解析，事件本身也需要你的评论去推动。这样的现实命题，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现实，需要你融入这个现实世界中，站在这个事件的土壤和语境中去说话，而不是飘到天空和云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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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看，市场似乎是万能的，市场的自由竞争和资源配置能自动地带来高效率和公平，可中国却不是这样的。这时候，你就不能死守那套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教条，用那些教条来分析中国现实，而必须用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来谈论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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