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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三、不可不重视的求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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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新思维,在时评界有较大的争议。我一直坚持认为,一篇评论中应该有某种“新”的东西:评论者在就某个议题写作时,一定要有“求新”的意识,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新的观点,或有一个新的发现、新的信息、新的表述等。总之,一篇评论中,总得有一个“新”的东西,这样你的评论才会有价值。新闻,只有“新”才能吸引受众注意和体现新闻价值;而评论,也只有观点“新”,观点和观察独到,才能让你提起的议程被关注,让你的观点吸引到公众的眼球,从而推动事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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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重复一般常识和进行道德表态的评论有没有价值?关于这个问题几位评论编辑在博客上有过一次讨论。讨论源于对湖北汉川“小糊涂仙”事件的反思(政府为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发红头文件下达喝酒指标),评论作者的来稿都缺乏新意,都只是简单地批判这种行为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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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评论主编杨耕身先生随即在自己博客中对此表示了认同,他认为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无非是众所周知的观点,所说的亦无非是正确无错的废话”。他认为,针对小糊涂仙事件的批评,这些作者来稿中所强调的观点,新闻报道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评论再重复新闻已前置的观点并没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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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评论主编王爱军先生看到我们的博客讨论后,在博客中表达了不同观点,他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第一,时评是新闻的一种。新闻是要重复的,有人三年前讨薪跳楼,现在还有,不能因为曾经报道过,就不报道。第二,时评不是供人当花瓶欣赏的,那是副刊的某些特性,时评必须为时而作,干预生活。有什么样的社会事件,就可能有什么样的评论。第三,一些荒唐事继续荒唐着,时评没有完成任务。对“显而易见”的荒唐闭口不谈,正是作恶者所期待的。第四,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道理是新的,重复是必然的。启蒙时代的中国,或许更需要天天讲,年年讲。第五,时评有两个功能,一是阐述理念,更新观念,所谓挖掘别人没有挖到的宝。还有一个,就是推动事件的合理发展。事件最后在舆论的推动下合理结束,即使是没有深刻的含义和高深的道理,也功莫大焉。第六,时评的最大的特点是公民化,千万不要搞成孤芳自赏、圈子里的东西,这是要警惕的,离开了市野街巷,时评行之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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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军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从传播效率上看,新的观点能起到更高的传播效率。时评确实是一种公民表达,但时评既然刊登在报章上,就不仅只有传者,眼里更要有受众,不是光表达出来就行了,还要讲究一种传播价值和传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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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内部曾与领导有过一次博弈。报社出台版面考评体系,把评论的“独家”放到了一个很高的评价位置,也就是说,只有文章独家,这个版面的评分才高,编辑才能多拿奖金。后来我们几个编辑认为,不能用新闻版的评价体系来要求一个评论版:首先,相比那些每天都出评论版的市场媒体,我们每周只有三个版,用稿速度根本赶不上市场媒体,要求独家是很难的;最重要的是,评论跟新闻不同,新闻在于报道事件真相,真相只有一个,所以独家对新闻很重要,而评论不一样,对同一新闻事件有很多思考角度,观点是一个竞争的市场,所以,评论最大的价值在于独到,独到的评论才能体现一个评论版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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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要避免成为新闻的配角和附庸,必须要有超越新闻的独立价值,这就是观点和观察的独到,要有某种“新”东西。避免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大道理,避免写那些每个人看新闻第一眼就能想到的观点。简单的道德批判是思想懒惰的表现。在一般人能想到的地方再作进一步的思考,你就会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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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四、时评写作需要开放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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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思维,可能不仅是时评写作需要的,每一种写作都需要一种开放的姿态。不能抱残守缺和自我封闭,要能够接受新的事物和新的观念,并具有反省的精神,不谋求话语霸权,不自恃掌握着真理,怀疑自己也可能犯错并随时纠错,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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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时评写作特别需要开放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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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时事是不断变动中的,每天事件都会有新的变化,新闻事件并不是一下子就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展示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今天揭示一点儿真相,明天再揭示一点儿,甚至可能今天曝光的会推翻昨天的报道,明天新的报道又会不写今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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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多是根据最新的新闻由头作出的评论,因为时事处于不断变化的进程中,那么,时评家一定要对这种不断变换的时事和新的报道保持一种开放的思维。不要刻舟求剑,而要根据时事的全面信息来作出判断,并根据时事的最新进展来修正自己不准确的判断。保持开放思维,这样才能让你的评论更加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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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家并非专家,读的书往往比较杂,知识多是碎片化的知识,理性和认知水平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时评家的这种碎片化的知识结构,和难以避免的有限理性,也需要其有充分的开放思维:要能够接受新知识新观念,并用这些新观念取代旧观念,纠正自己那些错误的判断。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进步的进程,当习得了新的知识,认识水平提升了,就无须顾及什么面子,而勇敢否定自己过去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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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时评鼻祖梁启超堪称典范,他曾是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当进行了更多的阅读并深入思考后,他看到了传统的弊端,又变成了一个改革者。在他一生中,他经历了好几次思想上的自我否定和重新确证。有人讽刺他缺乏恒定的价值观,我觉得这倒是一种很可取的开放精神。感受到自己坚守的东西原来是错误的,但为了面子和形象,仍坚守错误,那种封闭的态度才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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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家作为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缺乏专深的学养,他们的思想可能处于不断的变动中,不断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接受新观念后修正旧观点,并不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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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思维,还需要时评家时时保持着“被论辩对手说服”的可能性。时事评论,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利益立场的人会看到不同的理,不同角度的观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层面的探讨会作出不同的评价,不同认知水平、不同立场、不同阶层、不同专业的人也都会有不同的观点。于是,就有了观点的交锋。其实,这种交锋,往往并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的一方,本就没有定论,本就是有着充分的讨论空间。这时候,时评家一定不能以真理掌握者自居,而要有开放的精神:如果对方更有理,你是可以被说服的,如果对方对你的批评指出了要害,你要有承担错误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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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承认自己有错,觉得自己就是真理,即使认识到自己可能错了,仍坚持己见,这种封闭的心态是很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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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秉持一种开放的思维,认识到自己的判断可能出错,那么,作判断时才会以审慎的态度去判断,尽可能地避免犯错;也才会有理性的公共讨论,不是谋求话语霸道,而是寄望于真理越辩越明,谁更言之成理那就接受谁的观点,那会避免许多无聊的口水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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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时评家要时刻警惕自己思维的固化,有了思维上的固化,就会产生偏见,有了偏见,就会阻碍自己作出客观的判断。时事评论最重要的要素可能就是客观,当评论带上了过多的主观色彩,其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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