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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时评家要时刻警惕自己思维的固化，有了思维上的固化，就会产生偏见，有了偏见，就会阻碍自己作出客观的判断。时事评论最重要的要素可能就是客观，当评论带上了过多的主观色彩，其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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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五、时评写作中常用的几种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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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维、经验思维和开放思维是时评作为一种文体的总体性的思维特征，接下来我介绍时评写作中常用的几种具体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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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跳跃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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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时评写作中一种要求比较高的思维，时评家要能够写出超出常人的新角度和新观点，就需要有思维上的跳跃，而不能用常态的线性思维去解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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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多个章节中已经强调过这个问题，时评所依赖的新闻由头中，虽然是客观的报道，对事实没有什么主观感情色彩的报道，但既然是人写出来的，它必然已经预设了某种报道思维：善恶评价，已经在报道的语言使用和事实的选择上预设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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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2007年7月河南的《大河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说：经过9年的努力，山东济源市于2006年终于挂上了“国家卫生城市”招牌。可挂牌近一年来，该市卫生面貌迅速恶化：大街小巷小广告乱“飞”，个别夜市摊点污水横流，部分建筑施工现场没有施工围墙，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对此，该市市长赵素萍称自己对这种脏乱差反弹负主要责任，向全市人民道歉后当场拿出1000元以示自罚。该市市委书记也表达了深深的自责，也当场自罚了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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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河南的本地媒体，《大河报》报道是以正面新闻来报道这则新闻的，是为了凸显市长面对脏乱差时的反省和自责精神。显然，报道已经预设了这种立场和基调，如果沿着记者报道预设的立场去写评论，只能去赞扬这位市长了。那样的评论就没有意义了。我选择的就是跳跃思维，没有被记者牵着鼻子走，而是进行了“出人意料的一跃”：去质疑市长的这种自我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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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题为《“自罚”不是道德自觉而是一种特权》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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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场自罚1000元，这个剪影确实很有道德观赏性。但愚笨的我却难以从这极具道德美感的自罚中找到让自己感动的东西，感觉这种自罚不是一种可歌可赞的道德自觉，而是一种官员的特权。当我在公路上开车违反了交通规则的时候，面对警察叔叔的敬礼，我可以说“自罚10元”吗？如果我因一时贪心拿了邻居的东西，当警察抓住我的时候，我可以说“自罚关在家里3天”吗？当小商小贩占道经营影响了城市交通秩序和卫生环境，当农民违反了法律在土地上乱搭乱建，他们可以说“我自罚多少钱”，有自罚的权利和资格吗？绝对不会有！你根本没有资格自责和自罚，而我们许多政府部门和官员却有。不是谁都可以通过“自罚”担责的，唯有官员可以，所以说“自罚”不是什么道德，而是一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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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1000元钱自罚，就把一个十足的卫生丑闻变成一个“政府虚心认责”的道德事件——除了某些官员有这种特权，还有谁有这种权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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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种思维的跳跃，走出记者预设的观点，就豁然开朗，找到了一个新的、有认知价值的批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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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逆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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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思维跟跳跃思维有点儿类似，都是拒绝被记者的报道牵着鼻子走，拒绝被常态的理解所困扰，而尝试一种新的观察角度。逆向可能比跳跃更好掌握，因为跳跃不知道往什么方面跳，需要偶然的灵感，而逆向思维则有明确的方向：往相反的方向去思考。他说往东，咱就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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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常态的思维都是正向思维，会沿着某种既定和常情常理常识的思考次序去看待事物，这样写文章，往往难以出新意。多数人都会按常态的正向思维去思考问题，了无新意，千人一面，难以有新的思想突破和认知价值。而如果反向去思考一下问题，就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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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写过一篇叫《我们现在更安全还是更危险》的文章。如果矿难频频见诸媒体，安全事件一件接着一件，事故似乎天天有报道，那么，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呢，安全性越来越差了呢？是不是真的像专家所言，我们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正向思考，似乎真是这样，可如果逆向思考一下，可能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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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篇文章中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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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在我们眼里看到的似乎是比过去越来越多，从前哪儿有这么多啊？其实，这是个假象，这只能表明现在的“大众传媒”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深入了社会的肌理内。过去的“爆炸事件”并不是没有，并不是比现在少，甚至比现在还多，但是，由于大众传媒能力的限制，由于传媒对“安全”的新闻敏感认识不足，许多地方部门也就钻了这个空子，怕死了人承担责任，怕承担“失职”的公众拷问，就拼命地捂住盖子，报喜不报忧，很轻易地把这些“爆炸事件”私了，逃避大众的监督，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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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分析到人们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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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的“安全意识”越来越强了，对于“危险”更敏感，对于“爆炸”更警惕了，在这种“心理进化”的落差下，对自己的生命越来越珍视，即使“爆炸事件”保持与过去同样的水平，也会觉得“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其实在这种意识下，对“安全”只会是越来越苛求，防患于未然，社会整体的安全意识提高了，环境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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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逆向思维，反向来分析“安全”与“危险”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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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有一个关于逆向思维的段子：大爷挑了三个西红柿放到秤盘里，摊主说：“一斤半，三块七。”大爷说：“我就做个汤，用不着那么多。”说完去掉了个儿最大的那个西红柿。摊主迅速又瞧一眼秤：“一斤二两，三块。”正当我看不过去想提醒大爷注意摊主秤时，大爷从容地掏出了七毛钱，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扭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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