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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再看“法学家容易郁闷”这个命题，你会觉得它百分之百是个伪命题吗？它就一点意义也没有吗？诚然，蔡定剑、陈桂明两位先生的疾患可能各有具体原因，但梳理这个时代的法学家们的郁闷可以发现，根源还是在于权力的泛滥与不受约束，在于各种形态的“权大于法”，而这些，已经不只是“加强法治建设”就能完全解决的，有很多需要继续发展民主政治才能约束。这样再次证明，“民主与法治”是一体双翼，缺了哪个都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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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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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很典型的不讲逻辑的文章。我明白这篇文章作者的意思，是想借“法学家英年早逝”这个新闻由头，发一番对中国当下民主法治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感慨，可是，你这篇评论的新闻由头是“法学家英年早逝”，跟“法学家的郁闷”有什么关系呢？恐怕没有逻辑关联。法学家英年早逝，只是个案，作者只看到了近来的两起，一两个人的早逝不能推断出这个群体总体的特征。这个群体的英年早逝，从数理统计上看，并没有其他群体明显。法学家的郁闷，也是一个想当然的伪命题，法律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法治不健全，不仅法学家郁闷，每个生活在这种法律环境下的人都可能郁闷和压抑，法学家不会比普通大众更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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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显然贯穿着这样一条逻辑链条：因为中国法治不健全，所以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家们很郁闷；因为他们很郁闷，所以更容易英年早逝。虽然作者在文章中一再回避这样的推断，可他将这几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说，以“英年早逝”说“法学家的郁闷”，暗示和引导着读者朝这样的逻辑去思考。不然的话，无法解释为什么将这几个命题放在一起说。逻辑的问题，有时候无须明言，它隐含在命题的选择和联系中，将哪几个命题放在一起说，那几个命题之间的联系，就表明了作者的逻辑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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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再强调“这种判断显然纯属臆断，没有科学依据。轻易下这样的结论，更多是一种感慨”，说明作者也是知道这样的判断是很不合逻辑的，但他还是将这种不合逻辑的感慨表达了出来。这是很多初学评论者写作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将一个很模糊的想法在理顺逻辑之后表达出来。你可能会灵光乍现，隐约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其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但又觉得自己无法将这种逻辑理顺，觉得两者的关系比较牵强，仅仅是一种很模糊的联系。这时候，你一定不要轻易就下笔，不能自己脑袋一团糨糊时就开始下笔写作，并企图用情感和道德去将含糊掩盖起来，诉诸情绪或者修辞遮掩逻辑上的问题，那是掩饰和遮盖不了的。你只能正视逻辑，谨慎地推理和论证，理顺逻辑后再下笔，用清晰的逻辑和流畅的论证为读者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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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是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是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事物的思维过程。从这个定义来审视，《法学家和他们长期的郁闷》一文中充满着逻辑上的谬误。比如概念，形式逻辑要求概念须具有同一性，要么是指称个体，要么是指称全体，作者新闻由头中的法学家都是指两位具体的法律学者，而到了后面，都是指称一个群体了；还有作者所谈的“郁闷”，先是说“（法学家）对法治困境认识得更透彻，所以忧虑也就要更多一些”，然后在论证中将这种普通的“忧虑”偷换为“郁闷”，最后又偷换为病理性的“压抑”，暗示是这种压抑造成法学家的英年早逝。比如判断，逻辑要求每作出一个判断都要给出依据，作者作出了好几个判断，都没有给出论据，比如“法学家英年早逝”这个判断上，就没有数据支持这个判断。推理和论证就更不合逻辑了，因为你无法在他所提出的这几个命题间寻找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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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写作时是脑子中一团糨糊，读者也看得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其实，法学家的郁闷这个话题，完全可以换个新闻由头来谈，就“一两位法律学者英年早逝”这个由头谈很不合适，因为其间并没有联系。时事评论，往往是阐释那些你由某个新闻由头激发的思考，这样的联系要求由头与评论间有某种逻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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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是一种致力于说服人的文体，如何才能让人信服和接受你的观点呢？你必须讲理，这个理是什么？就是逻辑！逻辑是一种交叉的共识，或者说是一套实现交流和达成共识的规则。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政见，但为了可交流，须接受一套共通的关于讲道理的规则，那套规则就是逻辑。价值观不同没问题，但不同价值观的人是可以坐下来一起交流问题的，因为大家都信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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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无涉价值，它是一套比价值更优先的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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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是一门比较复杂和繁琐的学问，听听这些概念你的头就会大了，什么复合命题、联言推理、相容和不相容的选言命题、假言推理、模态命题，等等。不过，评论是一种公民表达的文体，它对逻辑的使用牵涉不到这么复杂的概念，论证时常用的逻辑也就集中在几种基本的推理上：演绎、归纳和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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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二、演绎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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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推理，是一种最常用也最古老的论证法，又叫“三段论”推理，是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这是一个从普遍到个别的推理过程。演绎推理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三段：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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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被当作演绎推理一个经典案例的是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的一段论证：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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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逻辑过程可以归纳为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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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大前提，众所认同的共识）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 （小前提，都知道的事实） 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由已知判断得出的结论） 演绎推理是评论写作中用得最多的一种方法，因为这种三段论式的推理最符合一般人的思维、认知和判断习惯。宏观上的演绎逻辑过程是：学过某个政治学或经济学理论，将这个理念和理论应用到对某个新闻事件的判断上去，在这个新闻事件上根据理论推出一个结论，把理论作为判断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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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少华先生在授课中用逻辑学的专业术语将这个过程表述了出来：把新闻事件当作“小项”，通过某个“中项”与普遍的知识经验（大项）相连，从而对新闻事件做出具有某种性质的“个别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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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被评论家们用到的演绎推理范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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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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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提，阿克顿勋爵关于权力腐败的至理名言，也被现实经验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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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官员掌握的权力缺乏公众监督，属于绝对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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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前提，新闻报道提供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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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绝对导致官员的腐败。 （结论） 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保障人权和产权。 （大前提，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致力于建设市场经济。 （小前提，政府提出的目标） 所以有必要首先完善法治，建设有法治的市场经济。 （结论） 法律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大前提，法律中有规定） 强制拆迁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 （小前提，新闻事实） 所以强制拆迁是对法律的践踏。 （结论） 评论者的知识结构都是，掌握了一些碎片化的学科理论和一些普遍的知识、经验、常识、一般原理等，然后用这些一般原理去分析新闻事件。这样的知识结构和评论的思维习惯，决定了演绎是他们用得最多的推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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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式是演绎推理最常用的格式，一般演绎都可以还原成这种最原始的三段论。不过现实论证中不一定都会循规蹈矩地遵循这种刻板的格式，可以有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必须符合三段论的结构特征：三段式有且只有三个概念，而不能出现四个概念。一般的逻辑教材都会告诉你：一个具有三个命题的推理，如果其中有四个概念，那就是错误的三段论，不符合演绎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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