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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翟志刚很可能是新中国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个出舱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测的依据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危险时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是我们的传统。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时，翟志刚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学问，里面可以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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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志刚小时候和父母、五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十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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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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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一百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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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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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6日《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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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第九讲 评论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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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应该警惕的就是符合你愿望的谎言，符合你想象的假消息。当一种传言非常符合你的愿望，或某个消息非常符合你的想象时，你要警惕了，有人在利用你的弱点。作为以理性为分析工具的评论人，一定要有“一事当前，先问真假”的理性，不能让自己偏爱消费冲突的弱点轻易被别人操纵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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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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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一、理性成为自我阉割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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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评要不要坚守理性，评论业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曾有一家媒体在刊头打出“理性、建设性”的办报主张，还有几家媒体在联合举办的新闻评论最佳作品的评选启事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理性、建设性”的要求，启事是这样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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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新闻评论能为变革加油，更能推动社会点滴进步。在新闻评论的导向上，我们提倡文章的“理性和建设性”，追求“主流、建设性、影响力”的观点，为民生代言，为时局建言。对于只有“挖苦嘲讽”，而无“建设性”，只有“攻击和审判”而无“说理反思”的文章，我们持拒绝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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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启事激怒了著名杂文家鄢烈山，他在《“建设性”是嘛玩意》一文中对这样的“评论理性”进行了尖锐和激烈的批评。他引用了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爱国者的尖锐就是一种神圣的勤勉，他们的热情就是一种炽烈的爱，他们的傲慢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忠诚；这种忠诚是无限的，因而不可能是温和的。”他说这样的“理性、建设性”是媒体人自制的一顶隐含紧箍咒的花帽，并把这样的理性讥为一种“魏忠贤、李莲英们为了出人头地而净身的选择”（也即“自我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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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这篇声讨理性和建设性的文章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同，我也赞同他的批判。理性在滥用中确实已经被异化了，在对媒体管制的被动接受和主动迎合中附加了越来越多无理的约束，成为绑架言论自由和限制表达的软性枷锁。比如，将理性与“建设性”挂钩，要求评论必须有建设性，必须得提出解决方案，这显然是一种无理要求，“破”难道不也是一种“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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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将理性与“批判性”对立起来，认为理性就是不批评，就是站在政府一边替政府说好话。这种媒体人的自我阉割中，甚至出现将理性解读为一种“不给政府添麻烦”的荒唐认知。比如2010年1月1日，广东《清远日报》总编辑在该报写的署名新年献词中，就引以为荣地写着：“本报总编辑说：不惹麻烦的报纸才是最好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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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沉沦至此，甚至沦为一种沾沾自喜的自我阉割术，以“我理性，故我不添麻烦”摇头摆尾地献媚和邀宠，当然让人反感和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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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二、评论为何要尊崇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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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理性已被污名，但我仍认为评论应坚守理性，将理性视为评论最重要的文体属性。理性这个词被污名，我们所做的应该是为理性正名，而不是抛弃它任其被滥用。不能因为理性被歪曲、被利用、被当成宣传部门规训媒体的工具，评论者就放弃对理性的坚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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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为什么要将理性摆在文体价值次序的首要位置？因为评论不是写给自己看的，不仅仅是喃喃自语的私人表达，而是写出来与别人沟通和交流。不像日记，日记是纯粹个人的事，而评论是一种带着浓厚公共性的文体。在大众传媒上发表评论，就公共话题面向大众发言，是为了寻求共识和赢得理解，为了与别人分享自己对某个事件和现象的理解，为了普及某种理念和传播某种思想，为了在某件事上说服别人接受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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