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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当时所言：冷静也许是理智的，但其中有冷漠，我不喜欢冷漠。我们要想方设法将自己的体温与灾区受难者融为一体，温情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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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崇尚的一种理性，叫带着人性温度和人文敏感的理性。在许多事件中，比如人类遭遇到的大灾难中，在那种需要万众一心的大事件中，需要这种充满温情、和社会站在一起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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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特殊事件是刑事案件，因为暴力和犯罪会在大众传播中发生传染和产生不良暗示，所以有些事件中报道和评论应该非常谨慎，避免无节制的报道和不恰当的评论对社会产生误导，加剧犯罪的传染和暴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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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10年4月间连续发生的系列校园血案，情况就非常特殊。先是3月福建南平发生校园惨案，一个叫郑民生的凶手报复社会在小学门口大开杀戒砍死8名学生，后被判处死刑。可就是郑民生被依法执行枪决的当天，4月28日，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冲进校园，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1名教师。血案并没有结束，在雷州校园血案发生后不到20小时，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一起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冲入校园，砍伤31人，包括28名幼儿、2名教师、1名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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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犯罪似乎形成了某种传染。犯罪是有传染性的，比如就有专家以前段时间接连发生的灭门惨案为例谈到犯罪的传染：如同疾病的传染一样，一种犯罪发生后，这种犯罪有可能被仿效而形成复制效应。潜在的犯罪人群从犯罪中受到启发，从中去发现、研究作案方式和作案手段，使得犯罪往往具有示范效应。1982年北京一的哥在天安门前开车撞死5名无辜群众，该案报道后全国好几个地方连续发生开车撞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切断犯罪的传染，避免对犯罪群体形成暗示，也避免传播恐慌和渲染暴力，评论者在评论时就应该非常谨慎和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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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评论要有鲜明的是非，不能含糊其辞和混淆是非，尤其不能不适当地同情那些作恶者。我很认同一些网友在微博上的反思：当初连篇累牍的郑民生报道有些无意中充满了同情的味道，并不反对挖掘凶手的人性面，也赞同上帝的宽恕，但不是很清楚，这样报道会不会给某些反社会人士强烈的心理暗示。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每当发生类似的血案时，某个报复性地杀人，总会有人站出来为杀人者进行辩护，片面渲染杀人者的“受迫害”经历，然后将问题推给抽象的体制。这实际是一种鼓励以暴制暴的嗜血逻辑，你受到不公待遇，你就可以杀人了，就可以拿那些无辜的孩子报复吗？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屠杀孩子报复社会，不首先去谴责这种恶行，反而为这种失去理智的行为寻找道义借口，这样的论调无异于是在为血腥报复推波助澜。评论员在评论这样的血案时，一定要击碎那种“报复社会”的道义幻觉，收起那种不分是非的同情，更要传递这种鲜明的是非观：报复社会杀人，是不可赦之恶；拿最无辜、最脆弱的孩子下手，更是万恶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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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淡化报道和评论，不要从客观上帮助作案人扩大他希望达到的恐怖效应。他们这样做，其实就是想吸引注意，就是想宣泄情绪，就是一种个人恐怖主义。作案人伤害最无辜的孩子，选择最能让全社会产生痛感的极端行为，就是要让所有人对社会生活感到不确定的恐惧。媒体如果过分亢奋地去追踪，可能会引发许多人的效仿。这样制造轰动是很有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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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淡化呢？比如，最好不要在头版头条做这样的新闻，在其他版上登这样的新闻时，也要作淡化处理，比如不要将标题做得很大，不要用耸人听闻的语言，最好不要刊登图片，不要当作多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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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淡化对事件原因的分析，不要想当然，不要先入为主地带着情绪。我同意一些专家的说法，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一定会给人们一个理由，“如果我们把这个‘理由’当回事，去研究透，那‘结论’一定就全错了！”专家认为，这样的研究起点就是错的，因为犯罪嫌疑人的归因心理也符合人的归因规律：好事一定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坏事一定是外部影响造就！媒体跟着他们给出的原因去分析，一定又会把问题归咎于体制，归咎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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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尽可能地避免向社会传播“接连发生的几起事件是有联系的”这种缺乏根据的暗示，从而引导社会理性思考，而不是传播恐慌。不错，就拿4月初连续发生的几起校园血案来说，在时间上确有巧合，但仅仅只是时间上的凑巧罢了，并没有证据显示几件事之间存在联系，是某个人看到郑民生事件后进行的效仿，某事件是另外一件事的传染和触发。几件事发生在不同的地方，纯粹是孤立的，我们没必要牵强附会地进行自我暗示，并在暗示中制造恐惧自己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媒体引导非常重要，应就事论事地客观报道，社会此时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不当的暗示会造成不小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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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制对暴力场面的描述。报道和评论应非常审慎和节制地止于让公众知情，而不能渲染场面的血腥和暴力的细节。学者对媒体的暴力描述和社会暴力间的关系的研究已有定论，媒体暴力的确对现实中的暴力起到了暗示作用。对校园血案的报道，要以保护孩子为最高利益，而不能为追逐阅读点击率而毫无节制地描述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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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事关公众情感，血案事关犯罪传染，两个特殊事件中评论者一定要把社会公益置于首位，谨小慎微地衡量评论的社会后果，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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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七、理性不是一种霸权——自我反思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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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理性，但理性也要避免一种自负，认为自己就是理性的代言者，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误，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这样的自负会封闭一个人的心灵，让一个人走向极端，容纳不了不同观点，难以吸收新的思想，反而陷入一种非理性和反理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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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不是封闭的，而应是开放的，时刻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要有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精神，不要总霸道地以为自己是对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理性是有缺陷的，每个人的认知水平都是有限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盲区，所以并不能保证我们作出的每个判断都是正确的，理性要有这种自我怀疑的精神。不要总怀疑别人是错的，也要经常反省自己是不是也错了。要能够被别人的理性说服，而不是盲目地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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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在接受访谈时就提到过：“我觉得我并不是百分百肯定自己那么对。我的平和是在于，我常常觉得我可能是错的，我常常有这种自我怀疑。”这样的自我怀疑，会让一个人的文章显得很平和，而不是充满霸道和偏执，好像非要逼着你相信他，不接受他的观点就是与真理为敌一样。承认自身理性的有限，真理有可能站在对方另一边，自己有“可能被别人说服”的心理准备，这是一种很难能可贵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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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说得好，每个人都希望真理站在自己这一边，却没有想到站在真理另一边。这样的偏好常常使我们的文章显得非常霸道，以真理自居，全面否定对方，这种腔调使评论文章充满了偏执和偏激。说实话，我很不喜欢这类偏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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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者，要意识到自身的限制和理性的限度。崔卫平在《我们自身的限制与批评的限制》中写过一段让我感动的话，她说：“如果再让我去从事批评，我将对我的批评对象说：和你一样，我并没有第二个出身、第二种起源，我们的双脚是同时插在同一个历史、同一片土地之中的。我并没有离开你太远。也许你的疾病正是我的疾病，你的疼痛也是我的疼痛，那使你陷入不幸的也正是我难以跨越的障碍。”这就是一种自省的精神，一面批评，一面认识到自身也有缺陷。很多时候，作为批评者的我们的身上，也存在与被批评者同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与被批评者一起去克服这些弊端，超越这些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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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批判和反省的精神，自以为绝对正确，那评论就可能变成一种僵化的教条，理性就成为一根打人的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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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评论不是参加大专辩论赛。对于辩论，一位著名的辩手曾说，虽不是真理，但在辩场上要将自己的观点当作真理去捍卫。采用一切诡辩技艺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话一定要说满和讲绝对，绝不能承认自己有漏洞和错误。而评论不是这样，并没有预设的立场，真理是在交流和沟通中凸显的，面对更有理的言说，你要保持着“被别人说服”的开放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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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自身的理性有限，那就不能总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别人，有时也要严于解剖自己。鲁迅之所以受人尊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不仅批判其他国民，更对自身骨子里那种与其他国民一样有的劣根性保持毫不留情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时事评论，分析社会病理，指向强权，指向政府，指向作恶者，有时也要反思自己身上的恶，不避讳对大众自身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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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一篇题为《轻信谣言中大众经常避谈自身的恶》的文章中我就有这种反思。如今社会经常流传一些谣言，哪里要地震了啊，哪个官员跟秘书胡搞啊，一出谣言，时评家都会习惯性地将问题归咎于政府。为什么会出现谣言？这是源于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为什么谣言会越传越邪乎？政府为什么不及时辟谣？人们为什么相信谣言？是因为体制出了问题……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谣言纷纷，难道责任都在体制吗？谣言作为一种大众传播现象，大众身上就没有错了，就没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吗？在这篇文章中，我就尖锐地指出我们自身在传播谣言上应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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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篇文章中说：众生总有一种习惯，喜欢在诸种场景中把自己扮成一副楚楚可怜、被逼无奈的受害者模样，以引起同情和推卸责任。即使杀了人，也总会辩称这是被逼无奈从而愤而反抗。其实在不少事情上，我们并不是受害者，而恰恰是施害者，或者起码扮演了施害者的角色，无意中在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事情上贡献了自己一份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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