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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者，要意识到自身的限制和理性的限度。崔卫平在《我们自身的限制与批评的限制》中写过一段让我感动的话，她说：“如果再让我去从事批评，我将对我的批评对象说：和你一样，我并没有第二个出身、第二种起源，我们的双脚是同时插在同一个历史、同一片土地之中的。我并没有离开你太远。也许你的疾病正是我的疾病，你的疼痛也是我的疼痛，那使你陷入不幸的也正是我难以跨越的障碍。”这就是一种自省的精神，一面批评，一面认识到自身也有缺陷。很多时候，作为批评者的我们的身上，也存在与被批评者同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与被批评者一起去克服这些弊端，超越这些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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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批判和反省的精神，自以为绝对正确，那评论就可能变成一种僵化的教条，理性就成为一根打人的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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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评论不是参加大专辩论赛。对于辩论，一位著名的辩手曾说，虽不是真理，但在辩场上要将自己的观点当作真理去捍卫。采用一切诡辩技艺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话一定要说满和讲绝对，绝不能承认自己有漏洞和错误。而评论不是这样，并没有预设的立场，真理是在交流和沟通中凸显的，面对更有理的言说，你要保持着“被别人说服”的开放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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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自身的理性有限，那就不能总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别人，有时也要严于解剖自己。鲁迅之所以受人尊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不仅批判其他国民，更对自身骨子里那种与其他国民一样有的劣根性保持毫不留情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时事评论，分析社会病理，指向强权，指向政府，指向作恶者，有时也要反思自己身上的恶，不避讳对大众自身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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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一篇题为《轻信谣言中大众经常避谈自身的恶》的文章中我就有这种反思。如今社会经常流传一些谣言，哪里要地震了啊，哪个官员跟秘书胡搞啊，一出谣言，时评家都会习惯性地将问题归咎于政府。为什么会出现谣言？这是源于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为什么谣言会越传越邪乎？政府为什么不及时辟谣？人们为什么相信谣言？是因为体制出了问题……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谣言纷纷，难道责任都在体制吗？谣言作为一种大众传播现象，大众身上就没有错了，就没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吗？在这篇文章中，我就尖锐地指出我们自身在传播谣言上应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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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篇文章中说：众生总有一种习惯，喜欢在诸种场景中把自己扮成一副楚楚可怜、被逼无奈的受害者模样，以引起同情和推卸责任。即使杀了人，也总会辩称这是被逼无奈从而愤而反抗。其实在不少事情上，我们并不是受害者，而恰恰是施害者，或者起码扮演了施害者的角色，无意中在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事情上贡献了自己一份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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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的传播就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民众并不是谣言的受害者，而是在传播谣言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在谣言的生产、制造和传播的流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谁制造了谣言？不是抽象的体制，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是谁在传播谣言？不是体制，而是一个个像你我一样平常的网友。又是谁在让谣言越传越玄乎？不是体制，也是我们这些身上有着许多弱点的人。这个添油加醋，那个绘声绘色，这个疯狂点击，那个疯狂转载，这个轻信道听途说，那个不加辨别，于是，大众的弱点加在一起，成就了一则谣言的疯狂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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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轻易相信谣言呢？首先因为谣言太有诱惑性，它设置的每个情节按摩着我们每一个追求刺激、追求新鲜、喜好窥私、热爱故事性的细胞。许多谣言都是针对人们阴暗的心理和对故事的期待而设计的。比如曾经传播过一则谣言，说某个医院的多名医生与一个美女医药代表发生了关系，这就是迎合人的那种劣根性而编造的新闻。然后源于人有惰性，虽然随着通讯和传播工具的普及核实越来越容易，但人却变得越来越懒惰，不愿做最基本的核实工作。一事当前，首先不是去问它是真是假，不是用自己的理性去辨别真假，而是轻易相信这是真的，并匆忙作出自以为是的价值判断。这样的懒惰已经懒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谣言的传播，还映照着人性中的许多弱点，比如内心阴暗，容易把一切往坏的方向想；比如意识中有许多偏见，习惯选择性地接受那些能迎合自己偏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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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问自己骨子里和潜意识中那些不易察觉的劣根，不放过自己身上的问题，将自身也当作批评对象，这才能让自己的理性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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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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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曹林：“理性主义的迷信和自负，我暂时总结有这些：一、认为凡事有果，必有因，因果对应；二、认为凡事必有利益驱动，有行动必有利益；三、理性无限，理性万能，理性可以洞察解决所有事；四、作为中心的我才是理性的，对方非理性；五、世界是按照人的理性建构的，而无自然之逻辑；六、不能被理性解释的，就是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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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八、在网络民愤前保持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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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般情况下，时事评论和网络民意在基本指向及价值判断上是大致吻合的，新闻评论是网络民意的集纳和提炼；在有些时候，新闻评论和网络民意也会产生明显的分歧，甚至形成严重的对立。我不能认同这个判断，所谓“大致吻合”只是一种假象，这种吻合不是原则上的吻合，而只是偶然在立场上的重合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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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新闻评论与网络民意发生冲突是必然的，这种冲突源于其出发点的不同，这种冲突也是由其表达的性质所注定的，是不可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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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的判断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原则。我认为，一个负责任的评论作者，应该有一套自己所尊崇的原则，一套恒定的价值观，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那些经过深思熟虑所接受的原则的基础上。什么是原则呢？就是一套抽象的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反对暴力”、“反对以暴制暴”就是原则。反对暴力就是反对暴力，这是一种原则，不管暴力实施者是何种身份，也不管他实施这种暴力有着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都要反对其实施暴力这种行为，都要强调这最简单的是非，这就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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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就是要把捍卫这些原则放在判断的首位，因为这些原则对维护一个社会的自由与秩序至关重要，也是一个社会正义的基础。不可想象，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原则和规则的话，哪里还会有什么基本的正义。评论作者们，就应该强调这些原则，捍卫这些原则，不要被身份所迷惑，不要被那些看似正义、实则有悖原则、自欺欺人、包裹着道德辞令的理论所迷惑，整天左右摇摆，被情绪所主宰，把原则踩在脚下。今天在这个事件中的判断基于这个，明天在另外一个事件中又持相反的原则，自己打自己耳光，毫无原则，这样的评论怎能有公信力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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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基于原则而判断，而网络民意就不一样了，很多时候是基于立场和情绪，是站队，是简单的表态，是凭着一种简单、原始的道德义愤和情绪，这就必然会产生冲突了。比如在“反对暴力”问题上，评论基于原则反对所有的暴力，而网络民意基于立场，反对的只是强者的暴力，而弱者的暴力他们是不会反对的，而会为那种反抗强者的暴力所欢呼，歌颂暴力，把施暴者塑造为英雄，为暴力寻找许多看似正义的借口。眼中毫无原则，而只有所谓的阶级立场和阶层身份，以施暴者的身份来决定自己是否反对暴力，这必然会与评论所追求的原则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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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冲突的案例，根本不需要我找典型，相信每一位把自己的判断建基于原则之上的评论同仁，都与网络民意发生过这样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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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意的匿名性、随意性、草根性、民粹性、低门槛表达的特性，决定了网络这种表达方式通常是基于简单、轻率的立场。而新闻评论的写作是实名的、个人化的，纸媒的公信力、写作者的知识水平，决定了其必然尊崇原则，保持一种恒定的、理性的价值观。冲突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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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与网络民意的共鸣，很多时候只是原则与立场碰巧重合，比如在反抗权力的时候，比如在曝光腐败的时候，比如在一致把矛头对准霸道的强者的时候。但这时候的共鸣，也只是貌合神离，评论是基于原则而反对权力滥用，反对强者破坏规则，而网络仍是基于那种身份立场。当涉及一些底层之恶、弱者之恶或强者之善、强者的权利要不要保护的时候，这种分歧和矛盾就会尖锐地暴露出来，评论就会与网络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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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消解这种冲突呢？妥协和迎合是不行的，评论者所要做的，应该就是坚守自己的原则，不像某些评论作者那样迎合网络所需，不被网络牵着鼻子走，而是尽可能地用自己理性的判断去影响和引导网络，即使很多时候被网络批得体无完肤。当然了，评论作者也不能自闭，有时也要反省自己所坚持的原则，不能让原则成为一种僵死教条，更不能陷入那种为显示比网络高明而故作不同的精英自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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