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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此，我一直在评论中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些常识：是非高于身份和立场，我们这些以批评为业的人，一定要有恒定的是非观：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因为作恶者身份的不同而混淆是非与善恶。反抗并不代表正义，苦难并不代表道德，穷人并不代表正确，受害并不代表没有责任，是非判断只能基于事实，而不是拉帮站队的立场和先入为主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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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地明白，权贵勾结和权力专制的恶当然要激烈批判，但对那些底层、弱者、群体、多数、网络之恶也不能闭上眼睛，这些恶的严重和危害程度，其实一点不亚于前者。原则比立场更重要，自由优先于善，理性高于那种虚幻的道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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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在时事热点的变换节奏中，评论文本很容易随着热点和时效的过去而过时，而理性却有一种超越时效和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使一篇文章虽过去多年了，但读来仍能受到思想的启迪和理性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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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十、坚守理性才能成就舆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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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是对一个评论者最高的褒奖。如何能成为舆论领袖？不是迎合网络情绪写几篇受到网络点击追捧的炮轰文章就可以造就，不是事件一出就立马站出来表态就可以成就，也不是靠出位炒作和故作先锋反叛姿态就可以成就。而是要靠理性，不是跟着舆论情绪走，被舆论所“领袖”，而是用自己的理性去引领舆论和大众，让舆论从你理性的判断中汲取思想的营养，那才是真正的舆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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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对评论何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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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只有理性，理性地坚守那些常识性的原则，才能让评论作出正确的判断。站立场跟风，被情绪主宰，逞一时之勇，往往会干扰评论作出错误的判断。这典型地表现在2009年浙江杭州的胡斌替身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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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5·7”交通肇事案，“富二代”胡斌飙车撞死一外地白领，引发舆论声讨。被告人胡斌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但庭审结束后，除了判决结果是否合理以外，在法庭上受审的是胡斌替身之谣传也迅速在各大网站流传。许多网友认为，庭审时的胡斌比案发前明显胖了很多，而且极其乖顺老实，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斯斯文文，看上去像一个中学生，与媒体之前发布的胡斌在事故现场时躲在汽车里的照片完全判若两人。有网友称胡斌早已做好假身份证准备逃到韩国整容去了。由于舆论对“富二代”的痛恨和对飙车撞死人的愤怒情绪，这一缺乏根据的传言赢得许多人的相信。甚至连一向理性的韩寒（见过同为赛车手的胡斌本人）也在博客里暗示庭上的胡斌被掉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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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舆论情绪喊“胡斌被掉包”，这是很容易的事，也很容易站到道德优势上并赢得大众的掌声。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撇除偏见和情绪，理性地分析和判断。虽然我没有见过胡斌本人，但基于理性也是可以判断的。我的判断是，胡斌不可能是假的。舆论聚焦和众目睽睽之下，本就遭舆论反感、被舆论盯得很死的胡家根本不敢这样做，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能量。这种情况下法庭也不至于愚蠢到玩“狸猫换太子”的游戏，因为如果这样做曝光的可能性非常高，法院本就在“怎样判”上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哪里敢再在这方面玩花招。再说这时候玩替身也完全没有必要，服刑时偷天换日是为了逃避刑罚，而庭审时玩替身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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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庭上的胡斌为什么让人感觉是假的呢？我是这样分析的。首先，身体发胖可能是其在看守所中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且活动量比案发前减少所致。同时经过这次事故的教训，原本被媒体认为桀骜不驯的胡斌，现在看起来也比之前要“温顺”了许多。然后，这可能是胡斌律师在法庭上使用的辩护策略，为给遭到舆论唾弃和反感的胡斌赢得舆论的同情，而设计了这副乖巧温顺、惹人同情、年少无知的中学生形象。当初那种飙车少年的形象出现在法庭上，只会加剧舆论的反感和影响法官的判决，而温顺形象也许能让公正的旁观者在潜移默化中对其心生恻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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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作家林达在谈辛普森案的文章中介绍美国法律时谈到过这种情况。在美国，什么场合是必须西装革履，一点马虎不得的？那首先就是你当了被告，面临一个比较需要认真对待的案子，出现在美国的法庭上的时候。在美国，人们的穿着打扮实际上是非常随意的。但是，一个人哪怕他从来也没有穿过西装，在当了被告上法庭的时候，肯定会考虑要去买一套。判决之前对被告实行无罪推定，因此哪怕是最危险的被告，政府没有权力强迫被告在法庭上穿囚服，更不能戴刑具，以免陪审团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有“罪犯形象”的先入之见。被告也都会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利，精心打扮一番，以最“正人君子”、最“体面”的形象出现在陪审团面前，以争取“形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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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斌可能就是想以这种新形象赢得同情，一个“乖乖的孩子”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难道不值得同情吗？温顺的神情，乖巧的眼神，服帖的站姿，以及那整体给人的年少无知的感觉，都能让旁观者心生不忍：这样一个孩子，是那个飙车杀人的孩子吗？他会故意危害公共安全和故意杀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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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胡斌在监狱中现身说法，在摄像机前证明了自己非替身，也证明我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评论无非是判断，有事实判断，也有价值判断，唯有坚守理性，才能作出为发展进程和事实所验证的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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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只有理性，才能起到说服的效果，不仅是说服大众接受你的理性，甚至有可能赢得被批评对象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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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时事评论这么多年，我一直很骄傲的一点是，常常能获得被批评对象的尊重。批评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如果能让被批评者接受你的批评并尊重你，就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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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驻湖北记者站记者甘丽华告诉过我一件事。湖北宜城市长周森锋的新闻2009年时曾被炒得沸沸扬扬，清华毕业生，80后年纪轻轻就当上宜城市长，当然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网友曝光其大学时一篇论文有抄袭之嫌。于是周森锋就陷入了舆论炮轰之中。我也连续写了几篇批评周的文章，有《质疑29岁市长，一个没有佳话的时代》、《经得起网络监督：周森锋必经的仕途成人礼》、《周森锋要习惯在“干扰环境”下当官》。周森锋后来给我们湖北记者站记者发短信说，众多文章中，我的批评最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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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被批评对象”周森锋市长服气呢？我觉得，就是那种理性吧。虽然是批评，但我是依据客观事实理性地分析，而不是无根据地跟着网络炒作，这种批评让他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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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写了许多批评银行的评论，问题很尖锐，话语也很激烈，这从我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银行，请闭上国际惯例的鸟嘴》。银行非常关注我的言论，银行业协会因此多次邀请我参加他们“与银行面对面”的行风监督座谈会，并形成了很好的关系。之所以能与被批评对象银行业成为朋友，一方面是银行业协会对批评的包容，另一方面就是，我的评论是在讲理，而不是毫无逻辑地乱批评。参加银行业协会的活动，他们的领导从未给我打招呼说以后别批评银行了，我也没有因为与银协的关系而减少对这个行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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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奥运前，本报副总编辑毛浩带领奥运报道组去日本采访，日本同行向他提起了本报2004年亚洲杯决赛时的一篇评论。当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国内民众高涨的反日情绪。就在这个背景下，在中国举办了亚洲杯足球赛，而且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平时技术很差的中国队居然踢进了决赛，就在北京跟日本队进行最后的决赛。其实当时大家都知道，中国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能要输的，但是因为当时这种情绪在那儿，所以网上很多球迷呼吁要去球场，要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决赛当天，本报在一版位置发了一篇题为《我们看着日本，世界看着我们》的评论，提出了要把政治和体育分开，别让世界看中国笑话的观点，提出：我们看着日本，全世界的目光看着我们。也许我们在赛场上对日本国歌的嘘声中能获得些许精神上的安慰，可在全世界人的目光中，我们将会是怎样一个形象？这篇评论在网上招来了一片骂声，因为当时的情绪在那儿，但也有许多人表示了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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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的几大报纸都报道了本报的这篇评论。几年过去了，日本同行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对本报还是充满了敬意。这篇评论的作者就是我，那时我进入这家报纸还不到两个月。这就是理性的冲击力和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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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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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WX：“意见领袖重在意见而非领袖。我们尊敬的是其提供有价值的意见，而非来当我们的领袖。现在有的领袖正在提供越来越激进的意见——在广场效应中，这样的意见总是能获得最多喝彩。历史早有血的教训，喊话越大声、主张越激进就越容易赢得话语权，其结果却往往是他们赢了呼声、赢了风光，输了所有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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