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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提到的是这个数据，他在《中国大学的弱智化》一文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还在30％以上，现在则下降到了17.7％，尽管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55％以上。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学的升学竞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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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若愚先生对薛涌引用的这个数据进行了考证，称：薛文的新闻源可能是错误的。薛先生行文的依据是写作当年1月初某媒体的报道：“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笔者简单搜索，就发现这个82.3％和17.7％的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既不是目前的，也不是全国性的。这个比例的出处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原文写道：“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可以看到，这是10年前的调查，而且是针对“北京多所高校”的抽样调查，不是全国性的。而当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的权威数据称：“教育部学生司本专科处副处长苟人民介绍说，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年至2008年，我国高校农村新生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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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考生比例下降”的数据，很符合人们对“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下“教育不平等”的认知，所以看到这个数据后，不管有没有代表性，不管来源是否权威，也不管是怎么统计的，许多人就直接拿来作为论据了。其实，这个统计本就不是一个科学的统计，而是带着“城乡差距下农村考生比例不断下降”这个先入为主的偏见去选择样本和进行统计的，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这个了。如今许多媒体都设置了调查版，许多机构都在进行类似的民意调查，随意发几份问卷，随意在网上设几个问题，然后就敢说“有多少民意反对某个政策”，缺乏对统计方法和规范的基本尊重，我把这种统计得出的结果称作“野鸡数据”。这种“野鸡数据”很符合人们的偏见和情绪，却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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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作者引用数据作为论据时，一定要学会细细咀嚼，考察数据的来源，考察统计是否科学，样本是否足够有代表性。不能被野鸡数据牵着鼻子走，以野鸡数据作论据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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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统计不仅仅是不科学，而且受到了利益的操纵。比如看这样一个数据：中国医师协会曾联合北京慈济健康体检连锁机构公布了北京市“健康透支十大行业”。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收入越高，健康越差”：IT精英和企业高管（含民营企业主）健康透支问题最突出，亚健康比例分别为91％和86％，已成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疾病重灾区。其他几个行业依次为媒体记者、证券、保险等。这显然是一个带着浓厚利益色彩的调查结果，因为慈济本就是一个富人医院，他们的健康体检也主要面向富人，IT精英、企业高管等收入者是他们最大的客户群。他们这个调查明显是为“忽悠”有钱人赶快到他们的医院体检去。这样的数据自然是当不得真，不能作为“收入越高，健康越差”这个论点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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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媒体总结出的十大假新闻之一，就是一个数据。《人民政协报》报道：“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我国消费的不足，甚至产生了畸形的消费。”这个让人吃惊的“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经报道后被广为引用来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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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这篇文章采用的部分数据系境外反华网站刻意编造。2009年6月，某专家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人民政协报》未经核实，将此虚假数据在6月19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不是“杀富济贫”》报道中刊出，并将“国外一家研究机构”改成“中国权威部门”。6月25日，广东《时代周报》网络版刊发题为《贫富分化急遽扩大的危险》的报道，此文以《人民政协报》等报道中的虚假数据为基础展开述评。《时代周报》的报道刊发后被浙江《青年时报》及一些网站引用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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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数字，也需要慎用数字。学者王则柯在《读书》杂志上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上海的孩子半数达不到平均高度”与“上海的孩子半数超过平均高度”，说的其实是一件事，可是受众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王因此而指出：“在论述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慎用文字应该是社会责任心的一个标记。”面对那些林林总总的统计数据，怎么去解读，怎么去表述，也考验着时评作者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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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警惕表达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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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乐清的钱云会事件（村里土地被强征，作为村长的钱云会多次上访反映问题，后在一场车祸中离奇被撞死，舆论怀疑这是有关部门制造的车祸，但并没有证据，舆论群情激愤地指向地方政府）出来后，曾有朋友以近乎强迫的口吻让我在微博上表态，仿佛我不批判乐清几句，就丧失了良心、没资格写时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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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上，我一直没说什么，只批评过一次官方禁令。我不在新闻一线，掌握不了事实，真不知道怎么判断。关于这件事有许多信息，这些信息很多又是互相矛盾的，有的说有证人证明车祸是当地政府安排的，而很多调查记者则称既有证据表明这仅是一起普通车祸，网上的声音多过于情绪化。面对众说纷纭的信息，不在一线，很难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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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时事评论，需要有勇气在热点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不过在缺乏作出准确判断的基本信息时，克制表达的冲动，可能也是一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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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五、评论人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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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人会问我，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评论员，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评论界前辈丁法章先生在《新闻评论教程》中提到了五种素质：政治家的眼光，理论家的头脑，社会活动家的本领，杂家的智能，作家的技艺。概括得很完整。在此前所谈到的素质要求上，我再谈几种具体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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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评论员应该首先有广博的知识和某个非新闻学学科的底子。需要广博的知识，是因为一个以评论为业的人，往往是无法回避地要对各种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这种事件发生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涉及各领域的知识和信息，评论人如果不想在大事件、大问题上缺席和失语，就须有广博的知识储备使自己对突发事件和公共事务有准备。等事件发生再临时到网络上搜索相关资料，就无法提出有附加值的观点。有了广博的知识储备，才会有宽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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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广博的知识，并不一定是某个行业和领域非常专业的知识，只要粗略地了解这个学科和领域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基本问题和一般原理就可以了。比如经济学，无须通晓那些复杂的数学公式和艰深的概念，对一般市场原理和经济学常识理念理解了，就能对一般经济问题表达不被内行人嘲笑，又能让外行人从你的分析中有所收获的观点了。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都如此。法学，无须你精通那些法律条文，认真地学了作为公共课的“大学法学”，了解到基本的法理，就可以对法律问题表达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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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鼓励学生广泛阅读，书尽可能读得杂一些，天文地理什么都可以读，随自己的兴趣去读。学科的知识往往是相通的，读得越杂越容易有高效率的知识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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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需要某个非新闻学学科的底子，是因为新闻是“无学”的，它只是一种工具性、技术性的学科，只能教给你一般的报道技术和评论技艺，这对理解和分析社会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须以其他学科作为分析社会问题的知识武器。有了广博的知识，你就能对社会问题发表一般的看法，如果想让自己的观点有更高的附加值，提出更多有真知灼见的观点，你就得在某个方面成为专家型的评论员。学科是没有限制的，只要不是新闻学就可以，文理工医农什么都可以。每一个学科的人都可以成为评论人，因为你的那个学科必然会与公共事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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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要有发现冲突的能力。评论的切口，往往是从冲突开始切入的，没有冲突，大家认识一致，就没有评论空间；有了冲突，意见分歧，才有讨论和辨析的必要。所以，无冲突，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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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多数冲突并不是一望便知的，它隐藏在日常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之中，一般比较难发现。它的那种冲突也往往是非常细微的，一般人的常识理性往往觉察不到那种细微的冲突。这就需要评论人有敏锐的目光，及时发现那些冲突，将冲突分析清楚，并给出一个清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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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要有比普通人更敏锐的道德敏感，从常人已经习以为常或轻易忽略的现象中抓住即便是很细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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