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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良知不是有道德优越感，基督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可能犯错误，人人的心中都有恶魔，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可以建立起自己最基本的良知，这种最基本的良知在这个时代是特别需要的，面对政治压力，你可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真话，但是你要坚持不说那种弥天大谎，至少不造谣，不去欺骗民众；面对市场诱惑，你不受老板、不受资本家大红包的诱惑去欺骗消费者，这是最底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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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抨击权力和同情弱者，但始终对那些挂着正义旗号的思潮和意识形态保持警惕，他多次在演讲中呼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民粹主义这两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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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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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少华在《中国青年报》担任评论员和评论编辑多年后，转入大学从事新闻评论教育。由于其有丰富的写作经验，并有将这种写作经验提升为理论并融入评论教学中的研究能力，更有对学生的负责精神，在业内享有“评论教父”之美誉。他的“评论教学博客”在业内很有名气，浏览者和留言讨论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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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评论编辑，马少华注重对不同观点的关注，认为编辑应最大限度地包容。他认为，即使编辑不同意作者某个观点，但如果作者能自圆其说，编辑也应该“抛弃”自己的观点，而编发作者的观点。他的一个较为偏激的观点是：作为编辑就应该“没观点”。他在与同事的讨论中举过一个例子，《纽约时报》当年一位总编辑当上评论委员会主任后，就说“从现在起，我没有自己的观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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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少华的观点，他的意思是，版面是一个自由讨论的平台，编辑应尽可能地组织作者的自由讨论，而不能因自己的观点阻碍这种自由讨论。编辑在版面上只应该起到最低限度的技术功能，“青年话题”这种“鼓励不同观点”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少华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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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评论作者，马少华评论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逻辑。这种重视甚至到了苛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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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评论教师，马少华推崇案例教学。他说，将评论作者具体的写作经验引入评论教程，用它们与新闻评论的“学科系统”对接，就是为了尽可能把那些藏在评论作品的文本深处和新闻作者个人经验中的有关新闻评论的“缄默知识”，转化为可以在课堂讲授的“显性知识”，帮助学生创造个人体验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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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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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财经评论写作的叶檀，应该是专家以专业知识进行时事评论写作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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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原是复旦大学经济史博士，专攻政治史和经济史，博士毕业后进入上海社科院工作，两年后毅然从她觉得是“没有自由、充满规制、无趣”的书斋生活中逃离出来，而投入以时评影响社会的实践中，以高密度的经济评论写作阐述自己对市场的理解，被誉为“逃离书斋捍卫市场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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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的经济评论有以下几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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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专业性较强。叶檀是历史系毕业，对政治史和经济史有较深的研究，她的经济评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专业基础上。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她能用直白的、大众能听得懂的语言将高深的经济学理论表达出来，擅长将经济学艰深的概念转化为报章语言，这是许多专家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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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文章犀利。观点尖锐，不会顾忌被批评者的感受而有所保留，而是毫无掩饰地说出自己所想，无论是对房市泡沫的批评，还是对垄断企业的抨击，或是对伪市场、股市泡沫、政府管制、经济数据的分析，都是有话直说，不拐弯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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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观点的逻辑非常严密。每个论点，都有翔实的数据支撑，每一个推理和判断，都有环环相扣的论据作为基础。在她的文章中，看不到一般评论作者文中常见的“想当然”和“信口开河”。这可能与其身为博士的专业训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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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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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东现为《南方周末》评论员，评论总监。郭光东的评论写得不多，但一出手，往往会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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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还是华东政法学院一个学生时，出手写的第一篇评论，就成了时评史上的经典。评论教授们上课时，都会拿他的这篇作品作为典型案例，评论写手们隔段时间就会重复他在那篇评论中提出过的问题，重复他的那篇评论：《国旗为谁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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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东在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记者采访时谈到了那篇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评论的写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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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9、10月间，我作为华东政法学院的一名三年级法学硕士生，为挣点零用钱，正利用课余时间为自考生讲授《宪法学》课程，有节课就专门讲国旗、国徽、国歌。那节课上，当我讲到“对于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也可以下半旗志哀”的一瞬间，脑子里突然联想到当时最大的新闻事件——抗洪救灾，对呀，“九八洪灾”死了几千人之巨，国家难道不该按照《国旗法》的规定为他们下半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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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天下午给自考生上完课，我难掩这一“重大发现”的兴奋，几乎是一路小跑赶回华政的。当年互联网还远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我就奔到校图书馆查报刊资料，希望能找到准确的洪灾死亡人数。结果没有找到，直到10月7日，确切死亡人数才汇总公布——3656人。那几天，我在图书馆遍查下半旗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当年6月德国为100个铁路事故死难者降半旗以及当年9月我国对已故国家主席杨尚昆下半旗志哀的新闻。三相对照，更觉得国家该马上为3656名洪灾死难者下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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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才能促成国旗第一次为普通民众而降呢？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尽快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建议，因为《国旗法》规定由国务院决定何种情况下该对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伤亡下半旗，另外，全国性的抗洪抢险表彰大会已于确切死亡人数公布的次日即10月8日召开，下半旗的有利时机眼看着就要丧失。于是，我熬夜写就给朱总理的一封信，于10月11日特快专递寄往国务院。信中，我以一位公民的身份建议国务院决定为“九八洪灾”死难者下半旗志哀，除简要陈述理由外，我还在信尾具体建议：“由于洪灾死亡人数的确切统计数字10月7日刚刚汇总公布，所以近期内下半旗尚为时不晚。至于下半旗的日期，可选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闭幕之日或次日，当然亦可选在朱总理认为合适的其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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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件寄出十多天后，仍无半点回音，我想这信多半到不了朱镕基手中，每天给他写信的人肯定多如牛毛。怎样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呢？我想到了发公开信。把信件的内容寄往一家报社，结果可想而知，石沉大海了。现在想来，当时的做法无疑是极其幼稚的，哪家报社敢登这样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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