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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少华的观点，他的意思是，版面是一个自由讨论的平台，编辑应尽可能地组织作者的自由讨论，而不能因自己的观点阻碍这种自由讨论。编辑在版面上只应该起到最低限度的技术功能，“青年话题”这种“鼓励不同观点”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少华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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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评论作者，马少华评论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逻辑。这种重视甚至到了苛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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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评论教师，马少华推崇案例教学。他说，将评论作者具体的写作经验引入评论教程，用它们与新闻评论的“学科系统”对接，就是为了尽可能把那些藏在评论作品的文本深处和新闻作者个人经验中的有关新闻评论的“缄默知识”，转化为可以在课堂讲授的“显性知识”，帮助学生创造个人体验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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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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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财经评论写作的叶檀，应该是专家以专业知识进行时事评论写作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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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原是复旦大学经济史博士，专攻政治史和经济史，博士毕业后进入上海社科院工作，两年后毅然从她觉得是“没有自由、充满规制、无趣”的书斋生活中逃离出来，而投入以时评影响社会的实践中，以高密度的经济评论写作阐述自己对市场的理解，被誉为“逃离书斋捍卫市场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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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的经济评论有以下几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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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专业性较强。叶檀是历史系毕业，对政治史和经济史有较深的研究，她的经济评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专业基础上。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她能用直白的、大众能听得懂的语言将高深的经济学理论表达出来，擅长将经济学艰深的概念转化为报章语言，这是许多专家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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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文章犀利。观点尖锐，不会顾忌被批评者的感受而有所保留，而是毫无掩饰地说出自己所想，无论是对房市泡沫的批评，还是对垄断企业的抨击，或是对伪市场、股市泡沫、政府管制、经济数据的分析，都是有话直说，不拐弯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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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观点的逻辑非常严密。每个论点，都有翔实的数据支撑，每一个推理和判断，都有环环相扣的论据作为基础。在她的文章中，看不到一般评论作者文中常见的“想当然”和“信口开河”。这可能与其身为博士的专业训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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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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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东现为《南方周末》评论员，评论总监。郭光东的评论写得不多，但一出手，往往会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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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还是华东政法学院一个学生时，出手写的第一篇评论，就成了时评史上的经典。评论教授们上课时，都会拿他的这篇作品作为典型案例，评论写手们隔段时间就会重复他在那篇评论中提出过的问题，重复他的那篇评论：《国旗为谁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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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东在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记者采访时谈到了那篇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评论的写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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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9、10月间，我作为华东政法学院的一名三年级法学硕士生，为挣点零用钱，正利用课余时间为自考生讲授《宪法学》课程，有节课就专门讲国旗、国徽、国歌。那节课上，当我讲到“对于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也可以下半旗志哀”的一瞬间，脑子里突然联想到当时最大的新闻事件——抗洪救灾，对呀，“九八洪灾”死了几千人之巨，国家难道不该按照《国旗法》的规定为他们下半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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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天下午给自考生上完课，我难掩这一“重大发现”的兴奋，几乎是一路小跑赶回华政的。当年互联网还远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我就奔到校图书馆查报刊资料，希望能找到准确的洪灾死亡人数。结果没有找到，直到10月7日，确切死亡人数才汇总公布——3656人。那几天，我在图书馆遍查下半旗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当年6月德国为100个铁路事故死难者降半旗以及当年9月我国对已故国家主席杨尚昆下半旗志哀的新闻。三相对照，更觉得国家该马上为3656名洪灾死难者下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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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才能促成国旗第一次为普通民众而降呢？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尽快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建议，因为《国旗法》规定由国务院决定何种情况下该对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伤亡下半旗，另外，全国性的抗洪抢险表彰大会已于确切死亡人数公布的次日即10月8日召开，下半旗的有利时机眼看着就要丧失。于是，我熬夜写就给朱总理的一封信，于10月11日特快专递寄往国务院。信中，我以一位公民的身份建议国务院决定为“九八洪灾”死难者下半旗志哀，除简要陈述理由外，我还在信尾具体建议：“由于洪灾死亡人数的确切统计数字10月7日刚刚汇总公布，所以近期内下半旗尚为时不晚。至于下半旗的日期，可选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闭幕之日或次日，当然亦可选在朱总理认为合适的其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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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件寄出十多天后，仍无半点回音，我想这信多半到不了朱镕基手中，每天给他写信的人肯定多如牛毛。怎样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呢？我想到了发公开信。把信件的内容寄往一家报社，结果可想而知，石沉大海了。现在想来，当时的做法无疑是极其幼稚的，哪家报社敢登这样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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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又等了十多天后，我想到该把给朱总理的信改写成评论，尽管下半旗的时机已过，但如果评论能发表，将来国家仍有为普通民众下半旗的可能。这样，我在原信基础上，增加了德国为100人下半旗的事例作反证，又对下半旗的法理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并从历史、文化方面进行开掘，形成了后来的见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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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篇评论寄给一家报社后，我又苦等半个多月无音信。沮丧之下，我想到了当时渐成气候并有杰出表现的“冰点时评”栏目，或许《中国青年报》值得最后一搏。就这样，我的“重大发现”在历经两个月后公之于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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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东说，编辑李大同将这篇文章的题目由《被遗忘的法条》改为《国旗为谁而降》，作用极大。这样一来，文章更有气势，传播效率因此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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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东强调评论要有新意，如果评论所说的是众所周知的道理，评论员没有新发现新洞见，那不如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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